此心安处

　　明朝一共16位登基的皇帝，其中13位葬在了北京十三陵，所以得此名。没有葬在这里的3位皇帝，一个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在南京称帝，故葬在了明孝陵；一个是建文帝朱允炆，因在靖难之役中失踪，所以并无皇陵；还有一个是景泰帝朱祁钰，因时任皇帝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俘虏，而后被拥立登基，但朱祁镇被迎回后发动政变，废了朱祁钰，将其葬于北京西山，现名“景泰陵”。
　　这样来算，明朝共有15座皇陵，而事实上则有19座，另外4座都是没有当过皇帝，但后被追封的：明祖陵，是朱元璋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明皇陵，为朱元璋的父母双亲、哥哥嫂嫂的陵墓；明东陵，为朱元璋的太子朱标陵墓，其死在朱元璋之前，未登基，但也依据皇帝规制下葬；明显陵，嘉靖帝朱厚熜追封他父亲为帝，因已去世，便由王陵升格为了帝陵。

　　今天逛完长陵和定陵，时间已不早，便前往神道，神道是十三陵内一个单独景点，要单独售票。
　　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以目前发掘来看，已知最早的神道是霍去病墓，其神道两侧放置石人和石兽，名“石像生”。后来历代帝王的陵墓一般也都设神道，当然有些名人大墓也有。帝王陵墓的神道一般有一个公用，类似于大树的树干，而各个陵墓则像分支。

　　五一时期，北京天气刚好，柳树嫩绿欲滴，阳光也刚好。

　　长陵，明十三陵之首，葬明成祖永乐帝朱棣。

　　明建国之初，朱元璋担心主弱臣强，所以分封诸子为王，驻守边境或战略要地，用以藩屏皇室。藩王地位很高，大臣都要伏而拜谒，且有军权，尤其北部常年和蒙古打仗的几位王，拥兵数十万，已对中央政权形成威胁。他们的父亲朱元璋在时，还算平静，然而往下几代，甚至一两代，威胁就出来了。
　　朱棣原为燕王，就藩北京，属实力最强者，也是皇子之中功劳最大的。朱元璋原立朱标为太子，但朱标盛年早逝，所以又改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太孙。朱允炆为建文帝，登基后便开始着手削藩，但他却“先小后大”，前几个小王要么流放，要么自杀，这不仅激怒了叔叔朱棣，还给了他准备时间。
　　中国历史上削藩、造反的例子向来不少，但能向汉朝那样快速平定“七国之乱”的，凤毛麟角。朱允炆就是根基不实、用人不当、方式欠妥，最终失败。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攻破南京，即皇帝位，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帝则在一把大火中，不知所终，野史传他出逃，然后出家为僧了。

　　因朱棣的发祥地在北京，所以自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他便开始营建北京，包括内城、皇城、紫禁城。自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又着手修建自己的陵墓，陵墓都开始建了，迁都便只是时间问题了。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紫禁城建成，次年，明帝国正式迁都。

　　天气不错，北京之前连续几天沙尘暴，难得的蓝天，这是陵门，又称“重门”。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是我们参观的第一站。墓主人是明万历帝朱翊钧，还有孝端显皇后、孝靖皇后。
　　长陵、定陵、永陵，是十三陵中最大三座陵园，长陵是朱棣的，永陵是嘉靖帝朱厚熜的。万历帝在位48年，排名第一，嘉靖帝在位45年，排第二，所以陵墓修得时间都较长，规模也就大些，但长陵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超越的。据称，永陵里面可能陪葬着《永乐大典》，长陵文物就更多了。

　　说到定陵，离不开被称为“变色龙”的郭沫若，他带队组织开挖朱棣的长陵，但过了一年未有进展，却因偶然机会发现了长陵的一处塌陷，所以改挖长陵。当时的确出土了很多宝物，但也因技术能力和重视程度都远远不够，导致很多文物遭到了永久性氧化、破坏。导游讲起来，恨得咬牙，包括万历龙袍在内的各种丝织物、典籍，都迅速风化而毁坏，3000多文物损毁大半。文革期间，万历皇帝和两个皇后的尸体还被拖出，当成”地主阶级的总头目”被批斗，尸骨被当众砸烂、鞭尸，成为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剧。
　　郭沫若还要挖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秦始皇帝陵，很多地方政府也效仿要挖当地已发现的皇帝陵，幸好被中央阻止，也就从此之后，国内再未组织开挖过皇帝陵，否则将是文物史上多么大的悲剧。

　　此为重门，陵园的第二道门，上面的“定陵博物馆”为郭沫若所书。

　　按照顺序，到了宋时浙江。宋时这里最璀璨生辉的人，莫过于西湖边的迁客骚人，有“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苏轼，有“最爱湖东行不足”的白居易，此外还有打着同心结的苏小小和阮郁，用千年换一遇的白娘子和许仙，十八相送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可总有个人被忽略，那就是吴越国王钱弘俶。

　　五代十国时，全国一片乱，而浙江却在吴越国的经营下得到了安宁，资源虽不丰裕，但开发程度高，所以归宋后，其所上贡的粮食和布帛都居全国首位，时称“江南首富”，称杭州为“东南第一州”。
　　吴越国的国策是“善事中国、尊其正朔”，作为最后一位国君，人们常拿钱弘俶和南唐后主李煜相对比。

　　李煜属于优柔寡断型，降和抗都不彻底，要么坚决反抗，要么就学吴越国，结果他除唐号、降仪制，到也没闲着，面子丢光了，却又扭扭捏捏地备战，没了士气有什么可打，反而折损了士兵无辜性命。宋军临城，主力被歼，最终成了不得不降。所以，李煜被封违命侯，其后还发生了沸沸扬扬的小周后事件。当然，宋朝的这些做法，在靖康之耻时，被契丹人学了个遍，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因果确有轮回。
　　吴越国奉宋要彻底得多，还派兵参加了灭南唐之战，所以赵匡胤时期一直平稳。直到赵光义继位，钱弘俶被扣开封，故“纳土归宋”，浙江成了宋朝疆域。宋时浙江的繁华，其实得益于钱弘俶，一是经营，二是保全。

　　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将浙江这片越人故土纳入了帝国版图，而彼时，这边仍被认为“蛮夷之地”。到了汉初，依旧人员稀疏，随着大规模北人南迁才发生变化，至隋已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鱼米之乡。隋炀帝贯通京杭大运河后，浙江的经济和文化又得以进一步发展。

　　秦虽在浙江设了会稽和鄣两郡，但依旧对这片新征服的土地充满戒心，所以一方面将“大越”改为“山阴”，以消除越人对故国的记忆；另一方面推行政治性强制移民，改变了越地的民族结构，形成不了叛乱。
　　山阴，自是“山的北面”之意，此山所指会稽山。相传夏朝开国之君大禹在此山举行过封禅大典，死后又葬于此处。位于今之绍兴，其名为越王勾践起。

　　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时，东下会稽郡，登会稽山祭大禹陵，并在陵前留下了《会稽刻石碑》。相传为丞相李斯所书，故又称“李斯碑”，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合称为“秦四山刻石”。但原石已失，现仅存清时根据拓片重刻之碑。《秦会稽刻石》描述了秦灭六国的正义性，主要为歌功颂德、收拢人心、巩固统治之用。
　　浙江省博物馆所展出的清代拓片很是珍贵，可以看到上面的小篆书法均匀细瘦，圆转匀适，规矩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