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还是跟随着客家人在梅州的历史，去选择有阶段性代表的景点，我的第四站是东山书院。

　　第一阶段是唐朝，此时汉人初来，在深山落脚，代表景点是灵光寺。此时的梅州还是土著畲族人为主导，汉人不敢下平原，只能躲在深山之中。幸好当时的惭愧法师，用佛法带给了他们安宁，成了世代的生存印迹。
　　第二阶段是五代时期，汉人开始走出深山，并强占了江边核心平原，掌控了县城，代表景点是千佛铁塔。此时的客家人已完成从山林流民到地方掌控者的转变，并开始依据中原风格修建城池、佛寺等。
　　第三阶段是明朝中期，随着南宋来此汉人越来越多，土客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融合，双方已爆发了数百年斗争，代表景点是仁厚温公祠。它是在汉人持续迁入，挤占土著本已不多的土地、水源，导致持续冲突的背景下所诞生的聚族而居、高墙合围的客家围龙屋。之后便是王阳明的血腥镇压，使客家人基本实现了彻底取代。
　　第四阶段是清代，此时的客家人早已成为梅州的绝对主体，当生存危机消失后，汉族宗族便开始追求科举入仕、文脉传承，代表景点是东山书院。它是梅州文教的核心，从这走出了700多位举人、100多位进士。

　　东山书院门口有个桥，名“状元桥”，相传当年文天祥率军抗元，就是从这座桥上经过。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将这座桥称为“状元桥”。
　　文天祥是南宋状元，也是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状元，不仅官至宰相，还是抗元统帅，亦是民族英雄。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声音，响彻了历朝历代。他其实本名文云孙，但因高中状元后，皇帝赞曰“天之详，宋之瑞”，于是改名文天祥，自宋瑞。

　　仁厚温公祠，属于明代客家围龙屋，是梅州民居的典型代表。它已有500年历史，是唯一入编《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客家围龙屋，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围龙屋。所以，被我选作代表，过来参观。

　　在汉人南迁梅州后，和当地土著畲族就一直存在着争斗。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中原民居就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感，那自然需要建设一种防御性更好的房屋，所以便有了不仅方便家族抱团，也足够坚固的围龙屋。福建的土楼、开平的碉楼，都是土客之争背景下形成的特色民居，功能类似。
　　仁厚温公祠建于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和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王阳明过来彻底剿灭畲族的时间已经离着很近。之后，梅州的土客之争便整体上偃旗息鼓，畲族人基本上失去了有生力量和抗衡能力，以后即使还有，也仅是部分残余在山里的零星人群了。
　　所以，仁厚温公祠后，围龙屋的防御功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但在这之后仍然还有新建的围龙屋，一是始终有些小股的畲族藏于深山，已经成了世仇防备；二是客家不同宗族之间也有械斗；三是山里的流民、散匪，强盗也是不断的；当然，同族之间抱团生存，聚族而居的方式，也随着房屋保留下来，成了客家制度的标配。

　　没有无人机，照不出仁厚温公祠的全貌，所幸中国客家博物馆里有它的图片，所以翻拍了过来。它的结构包括五部分，最前端是半圆形池塘，正中间是上中下三个堂屋，再后是化胎，最后是三圈围屋，两侧的八排是横屋，所以它被称作“三堂八横三围龙”，共390个房间，能住满一个足够大的家族。
　　因为选址靠山，依托山形龙脉，且屋形似盘龙，故得名。前面池塘半圆、后面围屋半圆，中间堂屋四方，也符合着中原汉人“天圆地方”的理念。

　　汉人南迁时，很多地方本是有土著的，梅州的土著是畲族，属百越体系的一支。去年刚去的丽水景宁畲族，就是从梅州迁过去的。而迁过去的核心原因，是南下汉人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且没打过汉人。
　　汉人刚到南方时，人丁薄弱、水土不服，一般只敢呆在深山里，和当地土著错开地盘。他们也会相互学习，比如汉人教土著制作农具、种植水稻等，土著教汉人适应环境、种茶采药等。但到了南宋之后，汉人越来越多，于是逐渐涌向河谷、盆地，便开始有了抢地盘的争斗，史称“客主之争”。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土著打不过，因为别忘了官府是汉人的。所以大部分土著被同化，通婚改姓，逐渐相融，少部分则躲进深山或迁至他处。双方闹得最凶的时期大概是元末至明中，彻底结束争斗的王阳明。

　　如今我们所见的千佛铁塔，建于南汉大宝八年（公元965年）。刚看完电视剧《太平年》，这一年赵匡胤正忙着打后蜀，而他下一个要灭的就是南汉。铁塔是皇家敕造、城市地标、核心位置，说明当时汉人已经从山里到了县城，已经掌控了城池、江边平原、交通要道，因为佛教是汉地信仰体系，畲族不信。
　　那么时间线就捋顺了，汉人第三次南迁，也就是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大概在公元880年左右，开始成规模的来到梅州。但开始人生地不熟，只得住在深山，避开了畲族世代居住的平原河谷。可八十多年后，这群汉人便逐渐下山，甚至入驻县城，逐渐掌控了城区和梅江沿岸最优质的河谷，就是这时建造了千佛铁塔，是公元965年。此时的畲族人，已经被挤到了次等土地，但还能生存。可到了汉人第四次南迁，也就是南宋时期，差不多公元1127年，因为一下子来了太多汉人，占满了梅州，让畲族人失去了基本的生存空间，双方开始爆发冲突。至明朝迎来了彻底爆发，然后是王阳明的血腥镇压，大概至1518年彻底平息，持续了近400年。

　　中国历史上有五次比较大规模的汉人南迁，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民级的南迁，主要迁入地还是在长江中下游，安徽、江苏等地；第二次是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在这之后南北的人口、经济开始出现了逆转，主要迁入地包括江西、福建和广东；第三次是唐末的黄巢之乱，主要迁入地是福建和广东；第四次是建炎南渡，这是南方的黄金时代，各地均有迁入；第五次是明末清初。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客家四州，包括江西赣州、福建汀州、广东梅州、广东惠州。虽然江浙皖那边也是汉人迁过去的，但因为它们平原多、交通便利，不断被后来的中原主流文化同化、融合，所以他们只是变成了江南汉人，而文化却始终和中原高度一致，没有变化。上面的客家四州就不一样了，因为这里是深山，交通闭塞，进来的移民被大山封住，几百年独立演化，虽然人是一样的，但文化有了差别，成了当地不亲、中原有别的客家人。而其实，他们才是保留着古中原文化、古汉语发音和宗族古制的那群人，只是中原汉人变得太快了。

　　第一次永嘉南渡时，来的都是中原地区的高门士族、精英阶层，他们基本都去了江苏和杭州。第二次唐安史之乱和第三次唐黄巢之乱时，继续南迁的汉人中，有根基的世家大族依旧会选择相对较好的区域，而更多的底层百姓、普通流民发现好地方已经被占，只能往更远、更偏的深山里跑，才能更好得保命。第三次时，开始有成规模的汉人进入广东，到了梅州。
　　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有个人先到了这里，在梅州阴那山建了灵光寺。当时前有安史之乱，后有黄巢起义，很多活不下去的百姓一路南迁，好走的路、肥沃的地、安稳的城都容不下他们，只得一步步地捱到梅州的深山老林，山路艰险、乌瘴虫兽、蛮荒未开、土著杂居。可就在他们最绝望、惶恐、无所依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古寺、一炉香火，那是何等的大善和心安。所以，这一片地区的百姓世世代代敬奉着这个人，惭愧祖师。

　　宾兴馆，是我到了惠州后才第一次听说，它是个无意间撞到的景点，却给了很深的震撼。

　　宾兴起源于周朝的《周礼》，“宾”，礼遇之意，“兴”，举荐之意，合起来便是以贵宾之礼举荐贤能之人，已有三千年历史。至隋唐，科举制度问世，凡参加科举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地方的骄傲，另一个方面日后飞黄腾达还需结党，所以地方官常常摆宴招待，基本成型了宾兴礼，只是还没那么重视，常和乡饮酒一并举行。

　　隋唐科举还没有糊名和誊录制度，所以唐朝和宋初实行通榜制，就是主考官根据公荐、社会声望等，在考试前内定录取名单。所谓的科举考试只是验证一下水平，只要别太离谱就行，可不是靠着考试去重新排名。所谓的公荐，就是公卿大臣或社会名流的公开推荐，这便导致很多考生要进行“行卷”。几乎唐代的所有大诗人，都是平时玩命写诗，但都攒着，等到快科举考试时，就到长安去跑关系、造声势，用自己的作品打动一些大官、大佬，以求能推荐自己一把，进入通榜。通榜是个公开制度，名单也是半公开，所以很多考生在考试前就基本就已经知道结果了。不少我们熟知的作品，比如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有杜牧的《阿房宫赋》，都是行卷作品，后两者就是靠着作品直接被内定进士。

　　回到宾兴礼，至宋代有了专门送举子的宴会，与乡饮酒逐步分离，名“鹿鸣宴”，只不过资金来源主要还是政府。到明清，基本上就是民间集资了，由政府搭台唱戏，乡绅和商户出钱，还发展出一套地方礼典。清末，流程愈发复杂，有祭祀神灵、悼念先贤、戏剧讨彩等项目，已是按照一个重要节日进行了。
　　如今全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文物价值最高的就是惠州宾兴馆，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