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桐城,2021年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其存在感始终不高,如同它的文化核心“桐城派”。
先秦,此地原是群舒方国中的一个,也是皋陶后裔的偃姓部族,因境内种植油桐树而得名“桐国”。西周时依附于楚,但还是被楚兼并,而后归秦,和群舒诸国的命运基本一致。历史上关于它的记载很少。
汉初,此处属龙舒国管辖。其实就是沿用了群舒诸国中的“舒龙”国名,只不过汉代官方习惯称“龙舒”。龙舒国是刘邦之兄的孩子刘信的封地,刘邦并不喜他,所以只是封列侯,和那种自主军政大权的诸侯两个概念。
秦国自商鞅变法,始设彻侯,作为军功爵制的最高级,如千户侯、万户侯。基本仅有食邑户数的税赋收入,并无封国建制,也没有那套册封礼仪。汉虽承秦制,但因初期的彻侯都是萧何、曹参、张良这样的开国大咖,所以便有了封国的治民权,还能任免封地的低级官吏,身份约是“小诸侯”。七国之乱后,他们的管理权限被顺带上收,自此在封地没了任何实权,仅剩享受食邑税赋,但保留了被视为极高荣誉的完整的封侯流程,有册封诏书、宗庙告祭、金印紫绶、封地勘界、离京就国等。列侯也是要离京到封地的,一是避免在京形成利益集团,威胁皇权,二是到封地受土临民,是封侯荣誉的关键流程,哪怕他们到了封地只是呆在侯府里无所事事。
后因避汉武帝讳,改“彻侯”为“列侯”。我们平时所说的“封侯拜相”,便指列侯。因为诸侯是要看血统的,出身是核心门槛,列侯就不一样了,有能力和功劳即可。汉朝被封列侯的有上千位,看数量并不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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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又称“皖西”,所以叫皖西博物馆。皖西是个泛文化概念,主要包括六安全境和部分安庆县域。这里很冷清,一个游客没有,进门时保安大爷都有点吃惊。不赶时间,自在慢行,边看边向豆包学习着知识。
皋陶的后裔被大禹封在今之六安一带,当时主要有三个国家:六国、英国、蓼国。其后,随着皋陶后裔在江淮地区分化和迁徙后,又建立了一群国家,它们并无大禹或夏朝的正式册封,而是同宗的方国集群,均为偃姓,被统称为“群舒”。包括舒鸠、舒庸、舒龙等一众小国,最终都在春秋时期被楚国所灭。
中国先有姓,源于母系社会,主要用于区别血缘,防止同姓通婚,是部族的根本标识。比如皋陶的偃姓,被他的后裔世代承袭。“氏”是同姓部落分化后,以封地、官职、祖先名号等作为标识的分支称号,西周分封制成熟后才普及,且被严格限定于士族使用,老百姓不让用。因皋陶时代比较早,所以并无他的“氏”记载。
“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的姓氏分治制度,夏时见雏形,西周渐成熟,而到了战国后期便开始瓦解。那时宗法分封制崩溃,氏的等级意义弱化,平民逐渐开始称氏,故姓与氏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到秦统一六国,开始推行户籍制度时,便开始统称为姓氏,结果有人用姓登记,有人用氏登记,所以这段时期,出现了大量由“氏”转化而来的新姓。比如原来六国、英国、蓼国、群舒诸国都姓偃,但有人延续了偃姓,而有人则用国名为标识的氏,故出现了六、英、蓼、舒等姓。全国还有使用官职的司马、司徒,和使用封地的韩、赵、魏等,皆曾为氏。
群舒诸国最有特色的文物,便是曲柄青铜盉、牺首青铜鼎,如这件春秋鸟纹曲柄铜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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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六安,是因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六安瓜片,除此之外,在来此之前,对它一无所知。
到此方知,六安又名“皋城”,是因为上古时期,六安曾是皋陶后裔封地,他们在此教化民众、定居繁衍,开启了六安的文明史。于是终于知道并记住了“皋陶”音“gaoyao”。
那时,此地名“六”,《史记》记载,“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六”字古音从“陆”,民国以后才音“liu”,仅在地名中仍保留“lu”音,其原义为“水边的高地”,恰合此处地貌。还有另一种说法,古代“六”字通“庐”字,是个象形字,形似屋顶,这个图案是皋陶部族的图腾,故其居地以图腾为名,后成了地名。
原因虽无定论,但“六”这个地名一直被沿用。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此处仍名“六县”。
至汉武帝时期,在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后,武帝封其子刘庆于此地,改“六县”为“六安”,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始有“六安”之名,并沿用至今。
到六安,第一处景点先去皋陶墓。皋陶本人虽未获封此处,但死后葬在了这里。
皋陶和尧舜禹并称“上古四圣”。大禹曾举荐皋陶为继承人,但在正式禅位前便去世,所以禹又改立皋陶之子伯益为继承人。禹在位时,伯益虽以继承人身份参与朝政,但禹已开始暗中培植儿子启的势力,拉拢诸侯,提升威望。所以禹去世后,当伯益依据禅让制传统避让山野后,诸侯和朝臣纷纷拥戴启登基,并建立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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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州西湖介绍说“始于周”,其实更多是那时便已有记录,有了这么一处天然湖泊。而它发展成为人文景点,则是唐朝的事。彼时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开通,经河南、安徽到江苏,即使没有直接经过阜阳,但也可通过颖水、涡水等天然河道连通漕运水网,颍州遂发展成为水陆转运节点。
伴随着官民往来,物资商贸,不仅带动了颍州,也带动了兼具水利和游览功能的颍州西湖的发展。唐代,此处已建成湖亭、兰园、寺院等,并得名“西湖”。正因其叠加了自然风光和水利作用,故能以官方建园为基础,再通过文人赏玩题咏的模式进行传播,成了一个知名景点,并为它在宋代的极盛打下了基础。
我来阜阳,核心原因是因为颍州西湖。
因为它背后的几个人,三位历史上的大文豪:晏殊、欧阳修、苏轼,他们曾先后到颍州出任知州,也都在西湖疏浚、筑景,并题写了大量相关的诗词,引爆了这个景点的知名度,使其在历史上一度与杭州西湖并称“杭颖”。在杭州、颍州都当过知州的苏东坡最有发言权,虽然他把最好的诗词“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留给了杭州西湖,但在颍州西湖边却写下了“未觉杭颖谁雌雄”,而被广泛流传。
十二月份的季节,且是阴天,颍州西湖是没有景色可言的。一片荒凉的灰蒙蒙的水,伴着凄凉入骨的风,这就是我对颍州西湖的印象。问豆包,推荐游览时,为何不看看季节,不查查天气,于是豆包学会了撒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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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秦时古称“汝阴”,一般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故因其名得知其在汝河之南。
但如今我们看地图,却找不到汝河,原因是汝河在东汉时,已改名泉河,如今尚在。此外,汝河在元代时被上游断流,其与如今的泉河也不再连通,所以不论名,还是实,都已经发生变化。
汉时,刘邦曾封夏侯婴为汝阴侯,封国建都此地。夏侯婴是沛县人,是最早跟随刘邦的核心班底之一。三国时期,与曹魏世代通婚的夏侯氏一族,其始祖便是汝阴侯夏侯婴,曾出了夏侯惇、夏侯渊等名将。
北魏时,首置颍州,元代时撤县入州,裁汝阴县并入颍州后,汝阴之名便成为了历史。
阜阳的名人中,名气最大的应是管仲,他辅佐秦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当然,与他有管鲍之交的鲍叔牙,也是阜阳人。此外,还有“士别三日”的吕蒙,正是这位“吴下阿蒙”斩杀了关羽。
酒店旁边有寺庙,名“资福禅寺”。这个名字在如今已不多见,但在宋代,以此命名的寺庙则有很多。因为民间笃信“行善积福”理念,故常以“资福”为名建寺。既能劝人行善、积累功德,也寄托了信众和百姓的愿望。
所以,一般叫这个名字的寺庙,始建年代多为宋。阜阳资福寺建于北宋嘉佑年间,至今已一千年左右的历史。其历代有扩建和重修,但只有地藏殿是清朝建筑遗存,其他为近些年重建,当地人称其为“大寺”。
资福寺如今的主持是果应,也是阜阳佛教协会会长,写一手好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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