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沁河，东侧有上党盆地，西侧是临汾平原，唯独它被夹在群山之间。本不适合生存，可却是个聚宝盆，因为这里遍地铁矿、煤矿，品相好、易采集，所以自商周便已是列国反复争夺之地，极为富裕。
　　在这种背景下，沁河干流的周边留下了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连片古堡带，在其核心的密集区域，仅20公里范围内便分布着多达54座古堡。它们集中修建于明天启至崇祯年间，核心原因无非是有钱、有险，要有财力能村村建城墙古堡，要有危险需提防邻村或外来商帮抢矿，以及流寇侵扰。

　　郭峪村形成于唐代，宋元时期发展成冶铁商贸的村镇，明时愈发繁荣，其内至今还有建于元代的汤帝庙。但在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太平天国的王自用带兵来此劫掠，十月内破村四次，全村八千余人死伤者十之八九。当时有个副手张献忠，纪律差，还很残暴，后期他在四川的屠蜀行为，罄竹难书。

　　郭峪古城是在被抢掠后，发现旁边村落得益于古堡而得到保护，于是用了两年筹备，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动工，同年便完成建设。他们村也确实有钱，即使在刚被抢掠之后，首富王重新仍能出资1.7万两白银，其他村民还又凑了2万两。最终，城墙长1400米，高12米，顶宽5.3米，因其内侧开凿数百个窑洞，密密麻麻形似蜂窝，又得名“蜂窝城”。如今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景区，被誉为中国乡村第一城。

　　记得第一次来大同，这还是以煤炭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到处是煤灰和大货车。走在古城，平房、旧工厂挤在一起，扬着灰黑的尘，那时的城墙是一圈土，下面是破败的民居，护城河只是条臭水沟。

　　后来，许久不关注大同，但曾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了消息，甚至还被给了黄牌警告，因为历史遗迹遭到严重破坏，差点被摘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帽子。当时的大同开启了转型建设，在全市一年财政收入120亿的时候，他们投入了500-700亿，开始大面积拆迁古城内的平房、工厂；把全部城墙重新包砖修复，建了瓮城、角楼，重新疏通了护城河；重建了代王府、太平楼、鼓楼等，建了仿古商业街等。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短平快和省钱，激进地拆真建假，毁了些明清四合院和古建，还因投入大量资金，导致城建在GDP中的占比畸形，发了不少至今仍未还完的政府债券，被批成透支未来的政绩工程。

　　对于大同这座资源将要枯竭的城市，转型是必然的路，但绝不是平坦的路。改造还没完工时，2012年，大同的旅游收入便达86亿，那是首次超过了煤炭，是大同的历史性拐点，而如今的旅游收入已经高达650亿，占到GDP的25%，它确实成功实现了转型。若是当年没有这么一搏，也许面临的就是人口外流、房价下跌、城市萎缩，而那个窗口期一旦错过，即使再想一搏，大概也没了机会。这样的城市，太多了。
　　当时的大同市长耿彦波曾被全网骂、学界批，被称为“耿拆拆”，甚至还因此错失了晋升机会，如今也已退休。现在的民间，他被夸得越来越多，是他把大同拉回了古都应有的模样，有魄力、耿青天是常听到的声音。

　　去一趟代州和应州，再回大同，再至华严寺。似乎也来过好几次了。
　　华严寺始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当时只有薄伽教藏殿。至辽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才扩建为华严寺。它不仅是当地最为恢弘的皇家寺庙，还同时供奉辽帝画像，遂成了皇家祖庙，一时风光无两。

　　最初薄伽教藏殿的建造者是耶律宗真，萧挞里的老公，这夫妻两个，一个建了华严寺，一个建了应县木塔，当时的大同还是云州。后来辽代实行五京制，上京在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中京在赤峰宁城县、南京在北京、东京在辽宁辽阳、西京在山西大同，大同在辽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升格为陪都。前段时间的电视剧《太平年》里，耶律德光虽然曾在开封登基称帝，但只呆了几个月便回，开封没有成为辽的首都或陪都。

　　大同成了西京，自然需要有能体现辽代国力和陪都地位的建筑。于是萧挞里之子，也就是辽道宗耶律洪基，在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扩建薄伽教藏殿为华严寺。为什么要建一座寺庙？因为契丹人要统治汉人，需要利用佛教这种超越民族的共同语言，安抚人心，减少反抗，促进融合。那为什么要建华严寺？因为辽一直自认承接唐朝正统，而唐朝不仅佛教极盛，且华严宗、密宗最为尊贵，他们一直在学唐压宋，除了已经证明的武力压过大宋，文化也是要力争的，那自然是不会和宋代一样信奉禅宗、净土宗的。

　　如今都已是华夏，契丹耶律氏是内蒙古赤峰人，宋朝赵匡胤是河北人。如今的华严寺，最多的是旅拍。

　　从云冈石窟回大同市内的途中，我们停了一站，这里有座观音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它很小，建于辽代重熙六年（公元1037年），但在辽末已毁于兵火，所幸其内雕塑得以保存。现存建筑为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所建，显然和辽代的雕像比起来，建筑不是重点。

　　契丹人本不信佛教，他们有自己的萨满教，但因为要和汉人打交道，于是开始接触佛教，皇家先行，贵族跟进，百姓随意。他们真正迎来佛教信仰大爆发，是从石敬瑭那里得到燕云十六州后，这片土地上有着大量的寺院、僧人、信众。对于异族，把佛教当成统治汉人的工具，是最简单、也是最便捷化解对立、教化百姓、获得认可的方式。所以，辽国开始接手北魏的云冈石窟，并进行了大规模维护，又开凿了一些石窟。还在去云冈石窟途中，在大家休息之处修建了一处寺院。因辽代把观音作为护国神，那观音堂自然成了首选。

　　如今的殿内有十七座辽代雕像，最出彩的自然是居中的观音石像，其表面贴金彩绘，高约6米，花冠几乎顶到了殿顶。因为辽代骨子里瞧不上宋朝，但又要接触中原文化，于是便自认正统继承大唐，而宋只是偏安政权，所以形成了唐风底子+游牧风格的审美。比如方形饱满的脸型、壮实挺拔的身躯、内敛庄严的神情、质感厚重的衣褶等，一改宋朝椭圆秀气的脸型、窈窕松弛的身形、温和慈悲的神情，灵动飞扬的衣带，辽代的观音像有点男身女相，偏中性化一些，而宋代的则完全女性化，世俗化一些。

　　云冈石窟的巅峰在北魏，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衰败。那从鼎盛至今，它经历了哪些破坏：

　　其一，中国有“三武一宗”四次大灭佛，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那时还没云冈石窟，也正是北魏皇室的赎罪才催生了它的诞生。而后经历了北周武帝、唐武帝、后周世宗三次灭佛，但对云冈石窟几乎没影响。因为北周时，此地归属北齐，自然不管北周政令；唐武宗时，此处属边陲藩镇，听话不卖力，不反不积极，灭佛这种事自然就是敷衍一下；至于后周世宗，灭佛目标是缩减僧团、收铜铸钱，从不是砸毁这种偏僻地区石像。
　　其二，云冈石窟也荒凉过。只不过因为国人对宗教的普遍敬畏，大家不会平白无故地损毁佛像，终究还是担心因果报应。甚至还有些朝代，比如辽代进行了大规模修葺，清朝也有重建寺院、补塑彩绘等行为。
　　其三，文革对云冈石窟的破坏，其实微乎其微。不仅因为它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已有专职保护，而且远离城区的文物，向来不是重点斗争对象。相对比的话，龙门石窟就没它那么幸运了。

　　其四，对云冈石窟最大的破坏，其实是民国时期的盗凿。主要是外国古董商利诱下的奸商牟利、军阀乱政、村民贪小，当时只偷佛头，专挑精品，据官方统计共丢失佛头319个，造像604尊。其中绝大数量流入了日本，其次是美国和欧洲。所以，这座文物的殿堂，经历了那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政权更迭，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灭佛，依旧几乎完整地留存了1600余年，却大部分被毁在了最后这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