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从龙川村出来，往绩溪县城方向走，途径仁里村。

　　仁里村建于南朝梁大同五年（公元539年），虽然当前都是程姓人家，但建村人为耿源进。他不是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族，当时东晋已经灭亡一百多年了，而是江苏淮安人，一直在南朝为官。因相中了新安山水，故在此择地而居。村名“仁里”是他和其弟取论语“里仁之美”而成。
　　后来，唐朝时有程姓迁入，南宋时，又一支程姓迁入，随后程氏繁衍壮大而耿氏逐渐式微，村名一度改为“程里”。如今的仁里，已90%以上都是程姓，而耿姓已基本不存。这样的情况，在安徽比较普遍，很多大姓人家常因为科举优势或人丁兴旺而逐渐成为村落主体。

　　仁里在历史上，尤其到了明清时期，曾成为绩溪第一大村。
　　核心原因是它位于登源河和徽杭古道的这条交通要道上，而登源河在此处河宽、水深、流缓，形成了一个天然港口和水陆转运站，故繁盛一时。虽然龙川村离着不远，也靠着登源河，但那里的河道窄、浅、急，并不适合停靠船舶。况且，龙川胡氏以仕为主，重官轻商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反而促成了仁里以商为主，商儒并重的发展，给村落积累了一定财富。时有“小小绩溪县，大大仁里村”之言。

　　如今漫步村内，静静怀古着当年的货流不息。

　　历史总是指向同几个事件，它们对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西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开国皇帝司马炎一死，转年就爆发“八王之乱”，耗空了国力。这件事在历史上长期由丑而短黑、凶狡酷虐的贾南风，或“何不食肉糜”的傻皇帝司马衷背锅。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人刘聪破洛阳，杀戮三万余人，俘虏晋怀帝，史称“永嘉之乱”。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又破长安，晋愍帝肉袒衔璧受降，西晋灭亡。这两个皇帝都是软骨头，受尽屈辱地残喘几年后，还是死在刘聪刀下。
　　随后，大批中原汉族为躲避五胡乱华，举家南迁长江流域，史称“衣冠南渡”。虽然南迁的人中更多是老百姓，但官方定义“衣冠”，特指官员、士族等，这是因为其历史意义并不只是人走了，还有文化，这是汉文化核心集团的一次整体南迁。捋下顺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东晋建立。

　　衣冠南渡的人群中，有个祖籍山东的人叫胡焱，他任职于东晋朝廷，是镇守歙州的军政一把手，因喜爱此地山水，上书获赐居。东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举家迁此，成为龙川胡氏始祖，胡锦涛祖籍也是此处。
　　这个村子最初定名“龙川”，得名于龙须山和穿村而过的溪水。但唐宋以后，老百姓觉得“龙”字太张扬、犯忌讳，就像给人起名字一样，越普通越好，所以逐渐被民间的“坑口村”替代，官方文书和族谱记录，也都改为了坑口。但到了本世纪，大概在2002年左右，官方又改回了龙川村。

　　由于中国长久的历史、宽广的地域、复杂的地貌、多样的民族，所以形成了不少值得被铭记的深刻改变历史进展和政治格局的交通要道，有些因生存需求而建，如京杭大运河，有些因经济需求而开，如丝绸之路，还有些是因战争需求而成，如秦直道。至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那是结果，向来不是核心诉求。
　　若是让我选出对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影响最大的，有五条几乎毫无争议，依次排序：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秦直道，除了奠定中原对北方游牧民族战略格局的七百公里的秦直道外，其他几乎家喻户晓。若要再加，还有三条，其一蜀道，它是关中入蜀的通道，决定了秦汉立国、三国鼎立，是历代统一西南的关键；其二太行八陉，几乎是历代分裂与统一战争的必争之地，深刻影响着北方政权疆域与稳定；其三梅关古道，作为南岭最重要的官道，是实现南北物资融合与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关键一环。
　　这是我心中的八条古道，但凡缺一条，中国的历史就不是如今样貌。

　　还有一条古道，若是论名气能进前十，便是徽杭古道。可它毕竟太小，不可能像上面那些古道大咖，曾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全局，它只是影响了皖南和浙西这片局域，这方百姓。
　　古徽州山多地少，耕地贫瘠，在断了务农的后路下，为了生存，只得离家经商。所以有句古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也就是念着这么一句话，我踏上了徽杭古道的路。

　　大通古镇的历史，并不算悠久，它本也不靠之前的历史而成名。
　　隋唐时，随着物资转运的兴起而有澜溪镇，随后官方在此设大通水驿。至北宋，正式建镇，名“大通”，取“四通八达”之意。这一时期，它的主要职能，或者说最初的繁荣，并非源于自身，而是因位于铜陵和池州之间的江南最大的冶炼中心梅根冶，大通则是铜料、木炭、铜币的重要转运和补给点。另外，九华山虽然位于池州，但香客一般从长江经大通过去，唐宋至明清时，这条路线已很成熟，带来了稳定客源，也带动了此处经济繁荣。

　　关于梅根冶，从大通古镇沿着长江往上游6公里左右便达，是依托周边铜矿的冶炼中心，其得名于旁边的梅根河。东吴时始建，最初核心职能是铸造兵器，兼铸铜币，通过官方垄断避免地方豪强和割据势力掌控战略资源。至唐，改名梅根监，开始主营铸币，和宣州宛陵监并称江南两大铸币中心。
　　孟浩然曾诗云：火识梅根冶，烟迷杨叶洲，离家复水宿，相伴赖沙鸥。

　　但大通古镇作为主角，真正的繁荣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尤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誉为“小上海”。一度成为安徽临时军政府驻地，同安庆、芜湖、蚌埠并称“安徽四大商埠”。当时的和悦州上，商铺数千计，人口十余万，是长江流域的顶流。但这一切在1938年戛然而止，毁于了日军战火和劫掠。
　　如今在大通古镇所见的，便是这种褪去繁华之后的落寞、沧桑、衰败。忆往昔千年商埠、帆樯如云、人流不息。烟火覆灭处，再寻赖沙鸥。

　　铜陵博物馆属于不可错过的景点，为了它特意调整行程，以避开周一闭馆。博物馆设计取“天圆地方”之意，圆形为兽耳鸟纹鉴文物造型，方形则为陶范。外立面是真的青铜，那是中国最大的青铜幕墙。

　　进来便是师姑墩遗址展，一次考古改变历史认知的事常有。它在2010年被挖掘，将皖南的青铜冶炼史从商周提前到了夏朝，对应着二里头文化晚期。出土了矿石、炉壁、铜渣、陶范等全流程完整的冶铸链文物，这是南方首次，打破了人们对铜陵只产铜料而无铸造的认知，证明古代皖南便已具备了完整的青铜产业链。
　　师姑墩遗址和今天上午刚去的金牛洞遗址均属于铜陵，两者相距十余公里，都位于长江下游最大的铜矿带上。师姑墩遗址分早、中、晚三期，晚期对应西周至春秋，和金牛洞遗址的时间有重叠，前者是青铜冶铸端，后者是青铜采矿端，很有可能在当时，一个负责采矿，提供铜料，一个负责铸造，生产成品。

　　目前，虽有夏代的青铜器和冶铸文物出土，但尚未发现同期的采矿洞遗址，只是山西中条山存在采矿迹象，但无矿洞、井巷、支护等实证。到商代，才发现江西铜岭、湖北大冶的竖井、木支护等矿洞遗存实证。而铜陵，至今最早的采矿实证，仅到春秋时期，看来仍有待进一步考古挖掘，才能让“铜都”二字更有底气。
　　较合理的判断是，夏商时期以浅层氧化矿的地表开采为主，无需成型的采矿洞，所以几千年后，很难留下可辨识的遗迹。故纠正铜陵博物馆说法，更审慎的应是，铜岭地区的青铜冶铸史是从夏代开始，有且仅有师姑墩文物佐证，但采矿史没有实证支撑早于春秋的论断，其宣称的自夏开始，仅是考古与文献的合理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