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

  清明小长假,选择到西安游玩。前期因公司架构改革,事情多且悬而不决,再加之疫情关系,这便成了今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离京,相对比往年,确实已很晚。

  第一次来西安已是20年前,这期间又来来回回不少趟,给人感觉这是个和开始相关的城市。
  这次清明假期,决定放慢节奏,不图多转几个景点,也不图多去几个地方,就是一次简单出行。所以买了上午九点的高铁,带了本书,在车上看看书,中午吃一顿提前预定的鲜虾套餐和梅干菜扣肉套餐,然后再午休。两点左右到站西安,满轻松惬意,小伊还在车上做了份试题。

  下高铁站,坐地铁,直达酒店。虽然在北京都已很久没坐过地铁,但去年在杭州的打车经验告诉我,节假日在热门旅游城市,应趁早放弃对滴滴的执念,好几次叫车要一两个小时。到汉中,则包了一辆GL8。
  这次的酒店不错,有免费早餐,全天还免费供应下午茶,水果、坚果、茶水、饼干,不限量。过了晚十点,还有免费一碗面。虽吃不了多少,但感觉挺好,尤其旅游在外,让孩子吃点干净水果并不总是方便。

  最美的四月天,不管到了哪个城市,要先赏赏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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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柘寺

  北京名气最大的寺庙,恐怕非潭柘寺莫属,民间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其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国家4A级景区。
  在北京十几年,却一直未来过,因为平时活动区域主要在东边,潭柘寺在西边的门头沟区,跨个北京城,时间成本还是挺大的,比去山东和山西还费劲。这次赶在正月十五和同事过来一拜,最近坎坷,图个流年顺利。

  它是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后,修建的第一座寺庙,当时规模并不大,佛教初期也是坎坷多舛,“三武一宗”的灭佛,都注定着它初期衰败的命运。金代迁都北京后,有皇帝到此礼佛,并拨款扩建,寺庙才逐渐繁盛。元代,忽必烈之女妙严公主,到潭柘寺出家,更是促进了此处的香火,当然还有野史闲谈之资。

  明朝,唯一一个以文臣身份入明祖庙的姚广孝,功成名就之后也曾修行于此。他和朱棣谋划了“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后被世人称为“黑衣宰相”,“黑衣”便是僧人之意。
  明清两朝,皇家多次修建潭柘寺,规模渐盛,名字也经常被改,如今山门上仍有康熙亲赐的寺名“敕建岫云禅寺”。但老百姓一直称其“潭柘寺”,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故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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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武汉,在此工作过两年,有着特殊的感情,却已经很多年没有再来过。虽然出差很多,中国的省份也跑了几遭,但细细回想这近五年,却没有到过湖北。
  我们总是以为时间还有很多,机会也有大把,却常常忽略了一些本该早就去做的事。生活和工作,皆是如此,并毫无知觉,甚至习以为常着。如不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可能都已经快要想不起这座有着很深感情却许久未提起的城市,武汉。

  看着长江,想着曾经住在这,竟有些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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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博物馆(5)

  按照顺序,到了宋时浙江。宋时这里最璀璨生辉的人,莫过于西湖边的迁客骚人,有“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苏轼,有“最爱湖东行不足”的白居易,此外还有打着同心结的苏小小和阮郁,用千年换一遇的白娘子和许仙,十八相送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可总有个人被忽略,那就是吴越国王钱弘俶。

  五代十国时,全国一片乱,而浙江却在吴越国的经营下得到了安宁,资源虽不丰裕,但开发程度高,所以归宋后,其所上贡的粮食和布帛都居全国首位,时称“江南首富”,称杭州为“东南第一州”。
  吴越国的国策是“善事中国、尊其正朔”,作为最后一位国君,人们常拿钱弘俶和南唐后主李煜相对比。

  李煜属于优柔寡断型,降和抗都不彻底,要么坚决反抗,要么就学吴越国,结果他除唐号、降仪制,到也没闲着,面子丢光了,却又扭扭捏捏地备战,没了士气有什么可打,反而折损了士兵无辜性命。宋军临城,主力被歼,最终成了不得不降。所以,李煜被封违命侯,其后还发生了沸沸扬扬的小周后事件。当然,宋朝的这些做法,在靖康之耻时,被契丹人学了个遍,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因果确有轮回。
  吴越国奉宋要彻底得多,还派兵参加了灭南唐之战,所以赵匡胤时期一直平稳。直到赵光义继位,钱弘俶被扣开封,故“纳土归宋”,浙江成了宋朝疆域。宋时浙江的繁华,其实得益于钱弘俶,一是经营,二是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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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博物馆(4)

  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将浙江这片越人故土纳入了帝国版图,而彼时,这边仍被认为“蛮夷之地”。到了汉初,依旧人员稀疏,随着大规模北人南迁才发生变化,至隋已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鱼米之乡。隋炀帝贯通京杭大运河后,浙江的经济和文化又得以进一步发展。

  秦虽在浙江设了会稽和鄣两郡,但依旧对这片新征服的土地充满戒心,所以一方面将“大越”改为“山阴”,以消除越人对故国的记忆;另一方面推行政治性强制移民,改变了越地的民族结构,形成不了叛乱。
  山阴,自是“山的北面”之意,此山所指会稽山。相传夏朝开国之君大禹在此山举行过封禅大典,死后又葬于此处。位于今之绍兴,其名为越王勾践起。

  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时,东下会稽郡,登会稽山祭大禹陵,并在陵前留下了《会稽刻石碑》。相传为丞相李斯所书,故又称“李斯碑”,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合称为“秦四山刻石”。但原石已失,现仅存清时根据拓片重刻之碑。《秦会稽刻石》描述了秦灭六国的正义性,主要为歌功颂德、收拢人心、巩固统治之用。
  浙江省博物馆所展出的清代拓片很是珍贵,可以看到上面的小篆书法均匀细瘦,圆转匀适,规矩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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