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名气最大的寺庙，恐怕非潭柘寺莫属，民间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其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国家4A级景区。
在北京十几年，却一直未来过，因为平时活动区域主要在东边，潭柘寺在西边的门头沟区，跨个北京城，时间成本还是挺大的，比去山东和山西还费劲。这次赶在正月十五和同事过来一拜，最近坎坷，图个流年顺利。
它是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后，修建的第一座寺庙，当时规模并不大，佛教初期也是坎坷多舛，“三武一宗”的灭佛，都注定着它初期衰败的命运。金代迁都北京后，有皇帝到此礼佛，并拨款扩建，寺庙才逐渐繁盛。元代，忽必烈之女妙严公主，到潭柘寺出家，更是促进了此处的香火，当然还有野史闲谈之资。
明朝，唯一一个以文臣身份入明祖庙的姚广孝，功成名就之后也曾修行于此。他和朱棣谋划了“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后被世人称为“黑衣宰相”，“黑衣”便是僧人之意。
明清两朝，皇家多次修建潭柘寺，规模渐盛，名字也经常被改，如今山门上仍有康熙亲赐的寺名“敕建岫云禅寺”。但老百姓一直称其“潭柘寺”，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故为名。
部门组织活动，要求不出京，另考虑到今年重案频发，各种赔付压力下，便选了一个古寺拜一下，红螺寺。大概没有多少行业，比保险公司的理赔更希望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了。
红螺寺在北京怀柔的红螺山上，这个名字比较有意思，便查了一下缘由。
相传，玉皇大帝的两个公主曾结伴云游，来到此处，发现深山古刹，苍树浓郁，梵香缭绕，遂被美景所吸引，决定下凡。白天，幻化人身，诵经念佛，夜晚，化作红螺，藏于寺前放生池。红螺放出万道红光，护佑着寺庙及当地百姓，这一方水土风调雨顺，林茂粮丰，百姓安康。当然，后来还是被玉帝发现，召回天宫。古人云：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天上的神仙们离开一天半天的，按理说不大容易被发现，所以中国类似的传说枚不胜举。
人们为了纪念她们的功德，便将此山名为“红螺山”，寺庙改称“红螺寺”。
寺庙的创建者，本为佛图澄，西域龟兹人，生于五胡乱华时期，是个在当时以神异之力而闻名的僧人，善诵神咒，能役鬼神，如今流传下来的也都是各种奇闻异事，上天入地，招兽降魔类的。他因神通而获统治阶级崇信，然后借以发展佛教，门徒近万，是汉传佛教早期极为重要的推动者。
红螺寺，现为国家4A级景区。用无人机航拍的这株银杏树，树龄在1100年以上，高30多米。
因为疫情，小伊今年在家呆了许久，还没有出去玩过。在感觉北京疫情已经控制得不错时，便选了个周末，准备带着她出去转转，那已是七月底。而选景点时，竟发现她还没到过故宫，所以便来了。
疫情影响，再加上小雨，故宫门可罗雀，也实属难得。
也许是来了太多次，便没有太过细看，甚至那些大殿都已没兴趣再往里张望，毕竟里面的陈设已几百年未变了。所以，虽然带了单反，还特意加上70-200mm的镜头，准备着拍些建筑小景，但发现除了给小伊照相，基本全程就是手机。当一个景点来了太多次时，似乎很难再引起拍照的兴趣。
前些年买过些故宫的书，围绕着明清五百年，围绕着这里走马观花的几十位帝王和数不尽的后宫妃嫔，本有着太多可书的故事。只有当那些一个个类似的宫殿和一些有趣的故事有了些对应关系时，我们才会发现些许不同，才能找到些以前错过的细节，才会勾起自己孜孜不倦的兴趣。是的，这次来故宫，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延禧宫，因为看过了《延禧攻略》，想看看璎珞生活过的地方。
所以，当你发现他人对一个景点、一座山、一个物件有着格外浓厚兴趣时，除了共同的猎奇原因外，往往大概还因为他有着你所不具备的知识，或者你所不知的故事。
疫情期间，故宫取消了纸质购票，只能网上买，但依旧要到售票处，检查健康码方行。
很多人对故宫的印象是两色：红和黄，红墙黄瓦，九五至尊的专用颜色，如这午门。
新冠肺炎，成了过去一段时间内的绝对热词，没有想到竟然遇到了如此百年一遇的疫情。而我所熟悉的名人中，国外第一个发声承认被感染的，是《阿甘正传》的主角，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
在这部电影中，他和青梅竹马的女主珍妮分分合合、磨难一生，而当误入歧途的珍妮真的决定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患了一种病：“我染上了一种病毒，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治疗”，之后离世，留下了阿甘的孩子。那是1982年，当时这种病还没有被重视和命名，这就是艾滋病。
其实，自1981年开始，美国就已发现多起艾滋病例，但因绝大多数集中于同性恋群体，当时舆论便很鄙夷地称之为“同志病”，甚至还说那是“来自上帝对这些异端的惩罚”，大家当时很歧视同性恋，带有情绪化。
直到1987年，才在里根总统的公开演讲中提到了“AIDS”。美国政府在6年内毫无作为，并无视了来自民间医疗结构、科研人士的呼吁，不划拨足够经费，哪怕当时号称有着“世界上最成熟的医疗技术和最广泛的公共卫生体系”。就这样，一种新病毒从美国扩散到了全世界。
到如今，全球已有3200万人死于艾滋病，没有人能在这场病毒的蔓延中独善其身，而它本是人祸。
北京的文物修复，曾饱受国内外专家批评，基本属于那种暴发户心态，修得崭新，看上去一尘不染。并没有重视遗址的原状，也不大注意原先的艺术风貌，比较有代表的是八达岭长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一篇采访，网上到处都是，一些网站和新闻给出的标题是：《别把所有长城都修成八达岭》。
风口浪尖之上并引发讨论的是辽宁锥子山长城，曾被民间称为“最美野长城”，却被官方以三合土抹平的方式修复了，成了一段在山顶蜿蜒的“白灰墙”，网友戏称其为“村村通”。直到国家旅游局派出工作组，当地官方才改口了原先的“合理合法”。类似的修复古迹暴行，还有把古壁画浓妆艳抹，把雕刻漆上土豪金，简直是作孽。
中国的长城号称万里，有些地方并没有成为景区，也没有对外开放，还是野长城。有些段已经坍塌，有些段长满植被，有些段仅剩了地基，如今的修复是要求“修旧如旧”，保持住现今风貌，不再扩大损坏。从周边寻找散落在杂草从中的残缺不全的长城砖石，能补上多少是多少，能有多高是多高，这种沧桑感不能丢失，尤其不能让万里长城都成了八达岭的模样，反而没了生命感和延续感。
司马台长城因开发得比较晚，所以一开始就坚持了“整旧如旧，整残如残”，除了必不可少的加固和维护，均以保留全部的残损颓旧外貌为原则，尤其禁止崭新完整的所谓的“复原”。并且，长城四周基本就是长城，没有什么现代的建筑和突兀的酒店会所。苍山莽莽，巍峨壮阔，长城斑驳，蜿蜒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