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桐城的名人虽然很多，但可作为旅游品牌的却不多。桐城派在国内民众中的普及度不高，大众认知偏弱，所以那一众文人难以在旅游宣传中成为关注点；与之类似的还有李公麟，虽被誉为“宋画第一”，也有传世的《五马图》作品，同样存在认知门槛高、难成传播热点的困难。此外，虽然桐城这边宣传范增、李公麟是当地人，但历史上关于他们的籍贯始终存有争议，和其他地市存在冲突，也难以成为核心IP。
　　那么，即使张廷玉在历史上算不得响当当或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是他的籍贯没争议，毫无异议的桐城人；二是“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有着国民级的认知度；三是可以打造出和社会价值观一致的礼让、廉洁等核心词，还容易和党政、红色旅游挂钩。四是当地有大量遗迹留存，比如故居、墓地等，另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有了文物价值和底蕴加持，避免了纯新建景区带来的空洞感。所以他成了桐城旅游重点打造的IP。

　　张廷玉在康熙年间入朝，辅佐雍正时深受重用，一度担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等要职，还创建了清朝的中枢权力机构军机处。雍正驾崩时，给乾隆的四个托孤大臣之一，也是唯一的汉人。可惜乾隆是个乾纲独断的人，四个大臣中，除了早逝的允礼，最后都遭到了乾隆的打压、清算。即使雍正遗诏让张廷玉配享太庙，也一度被乾隆除名，可以说他的晚年并不得意，甚至凄凉惶恐。

　　因桐城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只有两处，一处是文庙，一处是张廷玉墓，所以便来了。

　　安徽桐城，2021年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其存在感始终不高，如同它的文化核心“桐城派”。

　　先秦，此地原是群舒方国中的一个，也是皋陶后裔的偃姓部族，因境内种植油桐树而得名“桐国”。西周时依附于楚，但还是被楚兼并，而后归秦，和群舒诸国的命运基本一致。历史上关于它的记载很少。
　　汉初，此处属龙舒国管辖。其实就是沿用了群舒诸国中的“舒龙”国名，只不过汉代官方习惯称“龙舒”。龙舒国是刘邦之兄的孩子刘信的封地，刘邦并不喜他，所以只是封列侯，和那种自主军政大权的诸侯两个概念。

　　秦国自商鞅变法，始设彻侯，作为军功爵制的最高级，如千户侯、万户侯。基本仅有食邑户数的税赋收入，并无封国建制，也没有那套册封礼仪。汉虽承秦制，但因初期的彻侯都是萧何、曹参、张良这样的开国大咖，所以便有了封国的治民权，还能任免封地的低级官吏，身份约是“小诸侯”。七国之乱后，他们的管理权限被顺带上收，自此在封地没了任何实权，仅剩享受食邑税赋，但保留了被视为极高荣誉的完整的封侯流程，有册封诏书、宗庙告祭、金印紫绶、封地勘界、离京就国等。列侯也是要离京到封地的，一是避免在京形成利益集团，威胁皇权，二是到封地受土临民，是封侯荣誉的关键流程，哪怕他们到了封地只是呆在侯府里无所事事。
　　后因避汉武帝讳，改“彻侯”为“列侯”。我们平时所说的“封侯拜相”，便指列侯。因为诸侯是要看血统的，出身是核心门槛，列侯就不一样了，有能力和功劳即可。汉朝被封列侯的有上千位，看数量并不算难。

　　六安，又称“皖西”，所以叫皖西博物馆。皖西是个泛文化概念，主要包括六安全境和部分安庆县域。这里很冷清，一个游客没有，进门时保安大爷都有点吃惊。不赶时间，自在慢行，边看边向豆包学习着知识。

　　皋陶的后裔被大禹封在今之六安一带，当时主要有三个国家：六国、英国、蓼国。其后，随着皋陶后裔在江淮地区分化和迁徙后，又建立了一群国家，它们并无大禹或夏朝的正式册封，而是同宗的方国集群，均为偃姓，被统称为“群舒”。包括舒鸠、舒庸、舒龙等一众小国，最终都在春秋时期被楚国所灭。

　　中国先有姓，源于母系社会，主要用于区别血缘，防止同姓通婚，是部族的根本标识。比如皋陶的偃姓，被他的后裔世代承袭。“氏”是同姓部落分化后，以封地、官职、祖先名号等作为标识的分支称号，西周分封制成熟后才普及，且被严格限定于士族使用，老百姓不让用。因皋陶时代比较早，所以并无他的“氏”记载。
　　“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的姓氏分治制度，夏时见雏形，西周渐成熟，而到了战国后期便开始瓦解。那时宗法分封制崩溃，氏的等级意义弱化，平民逐渐开始称氏，故姓与氏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到秦统一六国，开始推行户籍制度时，便开始统称为姓氏，结果有人用姓登记，有人用氏登记，所以这段时期，出现了大量由“氏”转化而来的新姓。比如原来六国、英国、蓼国、群舒诸国都姓偃，但有人延续了偃姓，而有人则用国名为标识的氏，故出现了六、英、蓼、舒等姓。全国还有使用官职的司马、司徒，和使用封地的韩、赵、魏等，皆曾为氏。

　　群舒诸国最有特色的文物，便是曲柄青铜盉、牺首青铜鼎，如这件春秋鸟纹曲柄铜盉。

　　知道六安，是因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六安瓜片，除此之外，在来此之前，对它一无所知。
　　到此方知，六安又名“皋城”，是因为上古时期，六安曾是皋陶后裔封地，他们在此教化民众、定居繁衍，开启了六安的文明史。于是终于知道并记住了“皋陶”音“gaoyao”。

　　那时，此地名“六”，《史记》记载，“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六”字古音从“陆”，民国以后才音“liu”，仅在地名中仍保留“lu”音，其原义为“水边的高地”，恰合此处地貌。还有另一种说法，古代“六”字通“庐”字，是个象形字，形似屋顶，这个图案是皋陶部族的图腾，故其居地以图腾为名，后成了地名。
　　原因虽无定论，但“六”这个地名一直被沿用。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此处仍名“六县”。
　　至汉武帝时期，在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后，武帝封其子刘庆于此地，改“六县”为“六安”，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始有“六安”之名，并沿用至今。

　　到六安，第一处景点先去皋陶墓。皋陶本人虽未获封此处，但死后葬在了这里。
　　皋陶和尧舜禹并称“上古四圣”。大禹曾举荐皋陶为继承人，但在正式禅位前便去世，所以禹又改立皋陶之子伯益为继承人。禹在位时，伯益虽以继承人身份参与朝政，但禹已开始暗中培植儿子启的势力，拉拢诸侯，提升威望。所以禹去世后，当伯益依据禅让制传统避让山野后，诸侯和朝臣纷纷拥戴启登基，并建立夏朝。

　　颍州西湖介绍说“始于周”，其实更多是那时便已有记录，有了这么一处天然湖泊。而它发展成为人文景点，则是唐朝的事。彼时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开通，经河南、安徽到江苏，即使没有直接经过阜阳，但也可通过颖水、涡水等天然河道连通漕运水网，颍州遂发展成为水陆转运节点。
　　伴随着官民往来，物资商贸，不仅带动了颍州，也带动了兼具水利和游览功能的颍州西湖的发展。唐代，此处已建成湖亭、兰园、寺院等，并得名“西湖”。正因其叠加了自然风光和水利作用，故能以官方建园为基础，再通过文人赏玩题咏的模式进行传播，成了一个知名景点，并为它在宋代的极盛打下了基础。

　　我来阜阳，核心原因是因为颍州西湖。
　　因为它背后的几个人，三位历史上的大文豪：晏殊、欧阳修、苏轼，他们曾先后到颍州出任知州，也都在西湖疏浚、筑景，并题写了大量相关的诗词，引爆了这个景点的知名度，使其在历史上一度与杭州西湖并称“杭颖”。在杭州、颍州都当过知州的苏东坡最有发言权，虽然他把最好的诗词“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留给了杭州西湖，但在颍州西湖边却写下了“未觉杭颖谁雌雄”，而被广泛流传。

　　十二月份的季节，且是阴天，颍州西湖是没有景色可言的。一片荒凉的灰蒙蒙的水，伴着凄凉入骨的风，这就是我对颍州西湖的印象。问豆包，推荐游览时，为何不看看季节，不查查天气，于是豆包学会了撒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