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铜陵博物馆属于不可错过的景点，为了它特意调整行程，以避开周一闭馆。博物馆设计取“天圆地方”之意，圆形为兽耳鸟纹鉴文物造型，方形则为陶范。外立面是真的青铜，那是中国最大的青铜幕墙。

　　进来便是师姑墩遗址展，一次考古改变历史认知的事常有。它在2010年被挖掘，将皖南的青铜冶炼史从商周提前到了夏朝，对应着二里头文化晚期。出土了矿石、炉壁、铜渣、陶范等全流程完整的冶铸链文物，这是南方首次，打破了人们对铜陵只产铜料而无铸造的认知，证明古代皖南便已具备了完整的青铜产业链。
　　师姑墩遗址和今天上午刚去的金牛洞遗址均属于铜陵，两者相距十余公里，都位于长江下游最大的铜矿带上。师姑墩遗址分早、中、晚三期，晚期对应西周至春秋，和金牛洞遗址的时间有重叠，前者是青铜冶铸端，后者是青铜采矿端，很有可能在当时，一个负责采矿，提供铜料，一个负责铸造，生产成品。

　　目前，虽有夏代的青铜器和冶铸文物出土，但尚未发现同期的采矿洞遗址，只是山西中条山存在采矿迹象，但无矿洞、井巷、支护等实证。到商代，才发现江西铜岭、湖北大冶的竖井、木支护等矿洞遗存实证。而铜陵，至今最早的采矿实证，仅到春秋时期，看来仍有待进一步考古挖掘，才能让“铜都”二字更有底气。
　　较合理的判断是，夏商时期以浅层氧化矿的地表开采为主，无需成型的采矿洞，所以几千年后，很难留下可辨识的遗迹。故纠正铜陵博物馆说法，更审慎的应是，铜岭地区的青铜冶铸史是从夏代开始，有且仅有师姑墩文物佐证，但采矿史没有实证支撑早于春秋的论断，其宣称的自夏开始，仅是考古与文献的合理推论。

　　青铜，商及以前称“金”，西周始称“吉金”，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最贵重的金属，更是绑定了礼制和权力的象征。反而纯铜被称“赤金”，或对应青铜器“熟金”的称呼而称“生金”，更多是以制作青铜的材料而出现。
　　战国后期，随着冶炼技术发展，青铜的实用地位被铁取代，因为后者更硬、更韧、更耐造。同时，随着黄金的开采和流通，青铜器最贵金属的光环也被替换。青铜器的贵，是时代性的贵，是因为冶炼技术的垄断和战略资源的管控。因为铜本身并不算稀缺，一旦开采和冶炼技术普及，它的稀缺性便消失，价值也就一落千丈。所以，秦时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便明确“金”特指黄金了。黄金的贵，核心是天然的稀缺性，这很难发生改变。

　　青铜器的历史，很多研究都要指向一座城市：铜陵。这也是我来这的原因。
　　铜陵的采铜炼铜史已有3600余年。传统说法始于商周，但文物考古已可追溯至夏朝晚期。夏时，中原青铜器的主要铜料来源于山西中条山，铜陵仍处于淮夷土著部落的活动区，中原政权影响有限，仅有部分通过方国进贡辗转而至，占比很低。到了商朝，前期也是作为贡品进入中原，占比约10%左右。直至武丁时期，通过战争将中原势力延伸至铜陵一带，实现了实际管控，遂成为青铜器铜料的战略要地，占比一度达到30%-40%。若是加上周边的湖北铜绿山、江西铜岭，那基本就是垄断了。所以商周历史中，都有“征淮夷，俘吉金”的字眼。

　　终于来了铜陵，住在和长江连通的天井湖边，也是个国家4A级景区。

　　池州，最大的名片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先前已去过。

　　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杨玉环出生，同是这一年，新罗僧人金乔觉渡海入唐，辗转至九华山。在此苦修数十年后，于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圆寂，但其肉身不腐，被信众视为地藏菩萨化身，并得广泛认可。
　　唐代土地是私有的，允许买卖和捐赠，当时的九华山属于当地豪族闵让和的私产。金乔觉想要在此修建寺庙，遂向闵让和“乞一袈裟地”，后者本就乐善好施，便爽快答应。于是，金乔觉展开袈裟，抛向空中，结果袈裟瞬间化作红云，覆盖了九华山的99座山峰。闵让和见其神通，知是菩萨应化，遂捐献整座山为道场，并和其子一同皈依了佛教，成了地藏菩萨的左右胁侍：左道明、右闵公。道明是其子法号，常为年轻僧人形象，闵公则是老者居士形象。主尊左手为上，道明在其父闵公之上，是因其出家更早些的缘故。
　　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道场，是中国佛教名山，只不过开创者金乔觉却是韩国人，新罗国的一位王族。

　　不仅仅池州，附近地区基本都是地藏信仰核心地带，千余年来形成了强大的辐射能力，所以池州全域和周边地市寺庙受其影响，普遍以地藏菩萨为核心供奉，故齐山有金地藏寺。“金”字来源于金乔觉之姓。
　　寺庙历史可以追溯至宋，但早已损毁不见。如今的建筑是近些年才建，修得很气派，部分大殿仍在装修中。到此首先看到的第一个建筑，是山门殿，主体重檐歇山顶结构，前出三重檐抱厦，其上红匾金字。

　　长江进入安徽，第一站安庆，之后继续向东，便是池州，位于长江南岸。因为长江天堑的横亘，所以这里便出了皋陶后裔群舒方国的分布范围。何况群舒方国大多依附于楚，江南已是吴国地盘。
　　春秋时期，吴楚之间的长期战争，构成了安徽这片地区的主旋律。因为楚国核心在江汉平原，向东扩张到江淮之间，在长江以北活动；而吴国核心在太湖流域，苏南和皖南的长江以南是它传统势力范围。长期上，基本上符合江北属楚，江南属吴的格局。

　　池州先秦时期属扬州，这个扬州便是大禹分天下九州之一。它地理范围极其夸张，基本淮河以南都是，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台湾等地。到唐代，在此才设池州，下辖秋浦、南陵二县。因南朝昭明太子曾来此地，称赞秋浦河“水出鱼美”，称其为“贵池”，故名“池州”。
　　秋浦因河得名，名声已被诗词覆盖，比如李白《秋浦歌十七首》中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没错，就在池州。

　　下高铁，至齐山，如今是国家4A级景区，其内的摩崖石刻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著名的便是包拯所书的“齐山”二字，宋代原迹因风化严重，明时池州知府进行了重刻，为今之所见。

　　我有很多旅游的打卡清单，除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地级行政区、世界遗产这三个主要的之外，另一个便是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安庆有两座，一座是在城区的迎江寺，另一座是位于潜山的三祖寺。恰好路过三祖寺，也恰好有时间，但当时却不知道，就这么错过，遗憾了好几天。

　　迎江寺始建于宋，曾名“古万佛寺”。明万历年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重建。
　　转年万历帝去世，明光宗朱常洛继位。一般情况下，1620年应是万历四十八年，新帝则要等到登基后的次年再改元，以表示对先帝的尊重。除非改朝换代了，那自然要立刻就改。但事实上，这一年便改元“泰昌”。原因比较特殊，就是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便因“红丸案”驾崩，是史上著名的“一月天子”。他儿子朱由校继位后，次年要改元“天启”，可那是自己的，又不能没有老爹年号。于是就把1620年分成了两部分，七月及以前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及以后是泰昌元年。因为查迎江寺的资料看到这个年份，引出了这么一段历史。
　　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竟然还给这座寺庙赐名并亲笔御题了“护国永昌禅寺”，极其难得。

　　历史随着寺庙再次沦为废墟。清朝入关后，自然不能护明朝的国，于是改“护国永昌寺”为“迎江禅寺”。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太平天国把持下的安庆，迎江寺毁于战火。转年，也就是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显然同治是1861年登基，曾国藩为恢复秩序、安抚民心重建了寺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