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曾国藩，很难定性为他是为什么“家”，比如军事家、政治家或者文学家之类，因为国内曾出现过曾国藩热，所以一度被捧为一个“完人”，而其本质是一个名臣，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赞誉已实属不低。一个完人，是很难在一个朝代风雨飘零之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

　　他自称为曾子七十世孙，生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之后官运亨通。而他更大的作为，在于创建了湘军。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末至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初，太平天国在广西发起武装起义，并于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出广西、进湘鄂，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攻陷南京，定都于此，改称“天京”。清政府在太平军前软弱不堪，不得已鼓励各省举办团练，用这些地方武装遏制太平军发展。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初，正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的曾国藩奉命筹划湖南团练，并借此机会着手组建了湘军。

　　湘军的将领基本都是湖南本地的封建儒生，曾国藩与他们既是同乡，又有着同学、师生、亲友关系，所以对湘军一直有着牢牢的控制权。而士兵则为将领招募的当地农民，大多有着同乡共里的乡土观念，也基本只听一两人之命，外人难控。湘军其实也成了中国近代军阀割据的主要源头。

　　首都博物馆的玉器，因为它们背后的人和故事，别有洞天，应该是最有意思的。这件玉扳指，为镇馆之宝之一，据称评估后，价值两个亿。
　　我们看连续剧，会发现清朝的王公大臣经常戴着扳指，甚至一些古装武打片，清朝之前的官宦人员也有戴的，尤其一些江湖门派的掌门人，甚至拿这当掌门信物，这其实便就有错误了。

　　扳指，又名“班指”，最初是有实用价值的，为拉弓时保护手指，戴在右手的大拇指上，部分有弦槽。满族八旗子弟因重视骑射，基本人手一个，但最初多采用韧涩材质，常见的是驼鹿的鹿骨和鹿角。
　　满人入关后，随着生活安逸骄奢，逐步有了犀角、象牙、玉、瓷、翡翠等名贵原料制成的扳指，开始追求美学价值和身份认同，从皇帝到商贾，成了一种时髦，人人竞相戴之。甚至有了文武扳指之分，文扳指偏薄，上有诗词和雕花，武扳指偏厚，多兽状造型。当时京城流传：贝勒手中三件宝，扳指、核桃、笼中鸟。

　　虽然清朝之后才发展成为一种首饰并附带各种身份信息，甚至可能成为掌门信物之类的，但它的出现其实很早，中国最早的扳指实物出土于商朝的妇好墓。但汉族地区的传统样式为梯形，一边高、一边低，明朝及以前基本均是如此，而满族、蒙古族的扳指，一般为圆柱体，便如此件样式。
　　这件扳指能成为镇馆之宝，除了它的材质，的确晶莹剔透、翠绿欲滴，还因为它的主人，李莲英。

　　青铜器向来是博物馆的重头戏，这件西周牛头纹带盖伯矩鬲，出土于北京房山的琉璃河遗址，为国宝级文物，是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也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琉璃河遗址，在北京房山，是西周时燕国初期的国都所在地，约公元前1045年。属于北京的发源地，它将北京的建城史往前推了很多年，达到了3000多年。所以，这里的文物对北京有着特殊意义。
　　该青铜器盖内和器身内壁，铸有两段相同的铭文：“在戊辰，堰候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大概意思就是伯矩受到燕候赏赐，很荣耀，于是铸青铜器作纪念。“尊彝”和“宝尊彝”常出现在铭文内，是青铜器的意思，伯矩应是燕国的一个上层阶级。

　　鬲是煮食器，一般有三足，中空，装水，下方点火，可用于煮食。
　　这件鬲通体满饰浮雕状牛头纹，数量达7个之多，尤其三足上部的牛角，高高翘起，曲线堪称完美，基本可代表燕地青铜制造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青铜器的代表作之一。
　　穿越时空，不同角度欣赏着它，虽已是周朝初期，但仍带着商代的卜辞尚鬼之风，带着对大自然的崇拜和畏惧的初民时期所特有的宗教和图腾色彩，美得华丽而不安。

　　首都博物馆，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展出的精品并不少。21年国际博物馆日是中国主会场，自然会推出一些重量级的展出，这便是首都博物馆一层的“万年永宝”展。

　　它的立意除了文物本身的价值外，还要体现中国文物保护的发展历程和修复技术，感觉更像一个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示，突出了我们在科技、理论、实践上的自信，以及在文物价值、民族底蕴上的自豪。所谓的“万年永宝”，大抵就是文物的精神和价值层面、文物的实物保存层面，都可达万年。

　　进门首先看到的是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麻纸，不起眼，但大有来头。
　　悬泉置遗址，位于甘肃敦煌，因出土的汉简上有“悬泉置”三字而得名。“泉”指山泉，从高往下流，悬空入潭，则称之“悬泉”。“置”，为汉代邮驿系统的行政单位，一般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
　　悬泉置的文物以汉简为主，曾被评为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出土了460余件纸张，有10件上有墨书，包括汉纸9件、晋纸1件，其中3件属西汉武帝至昭帝时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书写纸。西汉麻纸早已被发现，但之前无一有书迹，所以一直未被认为是书写纸。

　　虽然悬泉置的设置时间依旧待考察，但可以明确的是在西汉宣帝至哀帝时期已存在，目前较公认的可追溯到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无论如何都对传统的东汉蔡伦造纸之说有着毋庸置疑的突破。

　　首都博物馆因北京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它展出的佛像大概会以藏传佛教为主。随着清政府对西藏统治的加强，北京和西藏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不断来往两地的喇嘛和官员带来了不少藏区的佛教造像和文物，尤其精美的铜鎏金造像引发了十足兴趣，有些进了宫廷、有些进了寺庙、有些则流通于民间。如此多的藏传佛教造像，在国内的众多博物馆里，也是比较少见的。

　　藏传佛教造像的细节都不错，下次应该带个长焦相机，舍弃整体，好好拍一些细节。
　　他们有很多女性形象，而在汉传佛教里，除了观音菩萨偶尔以女性形象示人外，这几乎是空白的。此外，藏传佛教里的男女双修，在汉传佛教里几乎不可能出现。讲究“万恶淫为首”的汉族地区，对“性”是长期压抑的态度，所以这样的画面在社会普遍的价值观里都难以被接受，更别说讲究戒欲戒色的汉传佛教了。

　　藏传佛教的这种造型被称作“欢喜佛”，主尊父体称“本尊”，主尊拥抱的母体称“明妃”。本尊代表法，明妃代表智慧，代表着法与智慧的融汇合一。
　　不能对其他的信仰妄加评论，所以我们也避讳着不去谈论爱情和性。单看造型，明妃的双臂紧紧拥着本尊脖颈，仰视中带着一丝性感、妩媚、崇拜，在硬朗的雪域高原，在男性为尊的宗教，凭添了几分女性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