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将浙江这片越人故土纳入了帝国版图，而彼时，这边仍被认为“蛮夷之地”。到了汉初，依旧人员稀疏，随着大规模北人南迁才发生变化，至隋已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鱼米之乡。隋炀帝贯通京杭大运河后，浙江的经济和文化又得以进一步发展。

　　秦虽在浙江设了会稽和鄣两郡，但依旧对这片新征服的土地充满戒心，所以一方面将“大越”改为“山阴”，以消除越人对故国的记忆；另一方面推行政治性强制移民，改变了越地的民族结构，形成不了叛乱。
　　山阴，自是“山的北面”之意，此山所指会稽山。相传夏朝开国之君大禹在此山举行过封禅大典，死后又葬于此处。位于今之绍兴，其名为越王勾践起。

　　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时，东下会稽郡，登会稽山祭大禹陵，并在陵前留下了《会稽刻石碑》。相传为丞相李斯所书，故又称“李斯碑”，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合称为“秦四山刻石”。但原石已失，现仅存清时根据拓片重刻之碑。《秦会稽刻石》描述了秦灭六国的正义性，主要为歌功颂德、收拢人心、巩固统治之用。
　　浙江省博物馆所展出的清代拓片很是珍贵，可以看到上面的小篆书法均匀细瘦，圆转匀适，规矩严谨。

　　百越，是中原人对古代中国南方沿海一带的称呼，包括着从江苏到越南北部，沿海这个半月圈内的主要地区，涵盖了现今的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市，还包括着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因“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故被称为“百越”。有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众多分支，发展为如今的很多少数民族。

　　古代“越”和“粤”是一回事，所以也称“百粤”。后来“粤”字意义收窄，单指岭南的南越，但应是唐代以后了，因为秦汉时期，赵佗在番禺称帝时，还自称“南越国”。如今“粤”已成了广东省的简称。

　　现在富庶繁华的江浙地区原属百越之地，是中原政权眼里的“蛮夷之地”，哪怕他们断发文身、凿齿锥髻、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的习俗引起了中原人好奇，但在史书里关于他们的记载仍是不多。我们如今也已知道，越人所创造的文明，甚至要比同时期的中原文明更加璀璨，那种地域偏见无疑是种无知的表现。

　　越人，是百越之地各民族的统称。这件青铜鸩杖杖镦，出土于湖州，为春秋期间文物，在一定程度还原了古越人的样貌，尤其有了“断发文身”的具体形象，文身多为龙蛇之形。

　　良渚文化，属新石器时代，距今约5300-4000年，是浙江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是称“良渚文化”，还是称“良渚文明”，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许久，这些年更火，只是依旧尚无定论。

　　关于文明的定义，有个流行的三要素原则：城市、文字、青铜器。良渚文化并没发现青铜器，刻画符号也还未被解读，不像甲骨文那种成熟文字，只能打擦边球说是“原始文字”。所以良渚文明一直未被广泛认可，长期以来，官方也只是将其定位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曙光”，并未直谈“文明”。
　　但随着良渚古城水利工程的发现，一切又在改变。良渚古城的城墙，宽度达到惊人的几十米，古城中有一个大型宫殿区，座落在长600米，宽400米，高10米的人工夯土台上，工程量非常巨大。此外，城外发现的由11条堤坝组成的水利工程，是世界上同时期最大的水坝建筑，也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拦水坝。

　　没有青铜器，但青铜器在文明中承载的礼制规范意义，在玉器中被同样体现；没有成熟的文字系统，但发现的刻画标识同样起到了记录和传承作用；而且，墓葬和文物所体现的明确的社会分工和社会阶级、大型工事所体现的社会动员及高效管理能力，都展示着一个国家形态的存在，那是否能够称为“文明”呢？
　　2019年的《人民日报》上找到了官方定性：“良渚古城的发现，使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良渚文明被认定为目前可确认的中国最古老的文明，5000年的中华文明从此计算。

　　谈论浙江地区的人类文明，最有名的莫过于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两者在国内几乎已人尽皆知，前者遗址首次发现于浙江宁波余姚的河姆渡镇，后者首次发现于浙江杭州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
　　但随着遗址的不断发现，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认知也在不断改变，包括于2004年被命名的“跨湖桥文化”和2006年被命名的“上山文化”，两者都具有各自特色，又似乎带着些许关联，也都发现于浙江。

　　上山文化，是目前已知的长江下游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距今约10000年，早于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这些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在不断论证着长江下游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地理和文化摇篮，所以我们说其与黄河一并属于中华的母亲河。

　　但这些孤立的文化遗址只有时间上的差异，具体的关联一直缺乏明确证据，直至小黄山遗址的挖掘。其位于浙江嵊州市甘霖镇小黄山，不是安徽的黄山，其早期文物和距今10000年的上山文化有相似，后期文化与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及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有相似，所以学者对其很是惊喜，认为它将相差几千年的几个文化给“联结”起来，道出了真相，盘活了浙江的几个新石器早期文化。

　　这是小黄山遗址出土的陶双耳罐。

　　大理国亡于元，那北宋为何没有完成统一？这其实是三个层面的原因，大多类似问题都是这三个层面。

　　一是统治阶级无意愿。中原政权大多有个执念“悉复汉唐之旧疆”，先要夺过曾是自己然后失去的。北宋之时，别说河西走廊了，就连山西和北京也不在版图之内，它们的优先级自然要高些，出兵叫雪耻，为民之所向。不管大理国，还有之前的南诏国，本就不属于“汉唐旧疆”，出兵属于侵略，怕民之所怨。
　　二是军事战略无意义，当然，北宋也未必有那个实力。最大的敌人自是北方的契丹，燕云十六州被“儿皇帝”石敬瑭送给了契丹，再加上山西还在北汉手里，这一道北方群山的天然屏障没在领土之内，北方无险可据，骑兵很容易直抵朝堂，所以必须要有重兵屯集提防，否则就是亡国。
　　三是经济价值无需求。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在南方，是财税重地，是支撑战争的基础，而且文人气息浓厚，国家也都比较弱，在确保北方相对安全的基础上，这里才是首要之地。

　　所以，大理国对北宋没有太大价值，而且大理段氏也没有外侵的欲望和趋势，再说盛唐都在此吃了败仗，赵匡胤未必就有那个自信。在宋朝统一四川，有人建议乘势拿下大理时，宋太祖拿着玉斧在大渡河上了划了一条线，“此外非吾所有也”，即“宋挥玉斧”的典故。

　　我们知道，北宋以后越来越弱，也越来越怂，自保都不暇，再出兵大理更成了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