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徐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非只有两汉。这里还有几位名人，串起了它的历史。

　　彭祖，为彭氏部落首领，尧时于此建立彭国，又名“大彭国”，是江苏境内最早的城邑。曾为夏朝属国，参与平定西河叛乱，商时又参与平定其他叛乱，后被商王武丁灭国。存在约800年，故徐州又名“彭城”。
　　相传彭祖活了800岁，后成仙，擅房中术，又被称为中国养生学和性文化的开山鼻祖。传说里他带领族人移居闽北，和两子开山挖河，疏浚洪水，堆土成了武夷山，而挖出的河，便是九畹溪。

　　刘邦，出生于丰县，曾因任沛县泗水亭长而被称“沛公”，丰县、沛县均在徐州。
　　项羽，出生于江苏宿迁，时属徐州。推翻秦朝后自称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即今之徐州。项羽放弃秦朝都城而选择此处，古往今来饱受诟病，流传下来一个成语，衣锦还乡：“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孙权，出生于此，时孙坚正在邳县任县丞，在今之徐州。孙权和徐州交集不多，那时期任徐州牧的为陶谦，为了讨好曹操而派人护送路过此处的曹父曹嵩，结果手下人因贪恋钱财而杀了曹嵩，与曹操结下恩怨。曹操为父报仇发兵徐州时，陶谦无力应对，便请刘备来救，退了曹兵后有了“三让徐州”，成为演义经典和京剧名段。
　　刘备在徐州曾驻军的小沛，就是刘邦任泗水亭长的沛县。这是云龙山脚的刘备泉。

　　对于百色，大多数人只知道历史书上的百色起义。这里是红七军的故乡，是邓小平理论的摇篮，伟人从这里开始了他辉煌的军旅生涯，这的确有着深刻的红色基因。
　　然而，除此之外，很多人对于百色的了解是很少的。虽然它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地级行政区，但论经济比不上南宁、柳州，论旅游比不上桂林、北海，哪怕和它接壤的崇左，论话题永远还有个和狗肉挂钩的玉林在前。的确，除了百色起义，很难再把它和其他词语联系起来。

　　百色原为百越之地，属西瓯，又称“西越”，始皇帝派屠睢南征，于岭南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百色属象郡。象郡首府应在今之崇左，也有一说在越南，尚无定论。
　　屠睢在押运粮草中途，中箭而亡，而后秦国挖灵渠，通了湘江和漓江，解决了粮草问题。之后，真正带兵到达百色的应是接替屠睢的任嚣和其副将赵佗。这两人是秦末割据岭南的主要策划者，后者为南越国的建立者。

　　革命老区大多贫穷，百色辖内有95%以上为山区，丘陵和平原加起来不足5%，是制约这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百色”二字便由壮语“博涩寨”演变而来，意为“山川塞口，地形复杂”之意。
　　它和云南、贵州、越南接壤，又挨着广西的南宁、崇左、河池。可从南宁去贵阳的高铁走了南宁-柳州-桂林-贵阳，到越南的高速经了崇左，只有到云南的高铁从这经过，南宁-百色-文山-红河-昆明，这条线路往东可到广州，对百色的旅游是个带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带火文山普者黑景区时，百色也跟着受益。

　　北京名气最大的寺庙，恐怕非潭柘寺莫属，民间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其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国家4A级景区。
　　在北京十几年，却一直未来过，因为平时活动区域主要在东边，潭柘寺在西边的门头沟区，跨个北京城，时间成本还是挺大的，比去山东和山西还费劲。这次赶在正月十五和同事过来一拜，最近坎坷，图个流年顺利。

　　它是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后，修建的第一座寺庙，当时规模并不大，佛教初期也是坎坷多舛，“三武一宗”的灭佛，都注定着它初期衰败的命运。金代迁都北京后，有皇帝到此礼佛，并拨款扩建，寺庙才逐渐繁盛。元代，忽必烈之女妙严公主，到潭柘寺出家，更是促进了此处的香火，当然还有野史闲谈之资。

　　明朝，唯一一个以文臣身份入明祖庙的姚广孝，功成名就之后也曾修行于此。他和朱棣谋划了“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后被世人称为“黑衣宰相”，“黑衣”便是僧人之意。
　　明清两朝，皇家多次修建潭柘寺，规模渐盛，名字也经常被改，如今山门上仍有康熙亲赐的寺名“敕建岫云禅寺”。但老百姓一直称其“潭柘寺”，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故为名。

　　武汉，在此工作过两年，有着特殊的感情，却已经很多年没有再来过。虽然出差很多，中国的省份也跑了几遭，但细细回想这近五年，却没有到过湖北。
　　我们总是以为时间还有很多，机会也有大把，却常常忽略了一些本该早就去做的事。生活和工作，皆是如此，并毫无知觉，甚至习以为常着。如不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可能都已经快要想不起这座有着很深感情却许久未提起的城市，武汉。

　　看着长江，想着曾经住在这，竟有些热泪盈眶。

　　大理国亡于元，那北宋为何没有完成统一？这其实是三个层面的原因，大多类似问题都是这三个层面。

　　一是统治阶级无意愿。中原政权大多有个执念“悉复汉唐之旧疆”，先要夺过曾是自己然后失去的。北宋之时，别说河西走廊了，就连山西和北京也不在版图之内，它们的优先级自然要高些，出兵叫雪耻，为民之所向。不管大理国，还有之前的南诏国，本就不属于“汉唐旧疆”，出兵属于侵略，怕民之所怨。
　　二是军事战略无意义，当然，北宋也未必有那个实力。最大的敌人自是北方的契丹，燕云十六州被“儿皇帝”石敬瑭送给了契丹，再加上山西还在北汉手里，这一道北方群山的天然屏障没在领土之内，北方无险可据，骑兵很容易直抵朝堂，所以必须要有重兵屯集提防，否则就是亡国。
　　三是经济价值无需求。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在南方，是财税重地，是支撑战争的基础，而且文人气息浓厚，国家也都比较弱，在确保北方相对安全的基础上，这里才是首要之地。

　　所以，大理国对北宋没有太大价值，而且大理段氏也没有外侵的欲望和趋势，再说盛唐都在此吃了败仗，赵匡胤未必就有那个自信。在宋朝统一四川，有人建议乘势拿下大理时，宋太祖拿着玉斧在大渡河上了划了一条线，“此外非吾所有也”，即“宋挥玉斧”的典故。

　　我们知道，北宋以后越来越弱，也越来越怂，自保都不暇，再出兵大理更成了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