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仁厚温公祠，属于明代客家围龙屋，是梅州民居的典型代表。它已有500年历史，是唯一入编《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客家围龙屋，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围龙屋。所以，被我选作代表，过来参观。

　　在汉人南迁梅州后，和当地土著畲族就一直存在着争斗。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中原民居就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感，那自然需要建设一种防御性更好的房屋，所以便有了不仅方便家族抱团，也足够坚固的围龙屋。福建的土楼、开平的碉楼，都是土客之争背景下形成的特色民居，功能类似。
　　仁厚温公祠建于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和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王阳明过来彻底剿灭畲族的时间已经离着很近。之后，梅州的土客之争便整体上偃旗息鼓，畲族人基本上失去了有生力量和抗衡能力，以后即使还有，也仅是部分残余在山里的零星人群了。
　　所以，仁厚温公祠后，围龙屋的防御功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但在这之后仍然还有新建的围龙屋，一是始终有些小股的畲族藏于深山，已经成了世仇防备；二是客家不同宗族之间也有械斗；三是山里的流民、散匪，强盗也是不断的；当然，同族之间抱团生存，聚族而居的方式，也随着房屋保留下来，成了客家制度的标配。

　　没有无人机，照不出仁厚温公祠的全貌，所幸中国客家博物馆里有它的图片，所以翻拍了过来。它的结构包括五部分，最前端是半圆形池塘，正中间是上中下三个堂屋，再后是化胎，最后是三圈围屋，两侧的八排是横屋，所以它被称作“三堂八横三围龙”，共390个房间，能住满一个足够大的家族。
　　因为选址靠山，依托山形龙脉，且屋形似盘龙，故得名。前面池塘半圆、后面围屋半圆，中间堂屋四方，也符合着中原汉人“天圆地方”的理念。

　　汉人南迁时，很多地方本是有土著的，梅州的土著是畲族，属百越体系的一支。去年刚去的丽水景宁畲族，就是从梅州迁过去的。而迁过去的核心原因，是南下汉人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且没打过汉人。
　　汉人刚到南方时，人丁薄弱、水土不服，一般只敢呆在深山里，和当地土著错开地盘。他们也会相互学习，比如汉人教土著制作农具、种植水稻等，土著教汉人适应环境、种茶采药等。但到了南宋之后，汉人越来越多，于是逐渐涌向河谷、盆地，便开始有了抢地盘的争斗，史称“客主之争”。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土著打不过，因为别忘了官府是汉人的。所以大部分土著被同化，通婚改姓，逐渐相融，少部分则躲进深山或迁至他处。双方闹得最凶的时期大概是元末至明中，彻底结束争斗的王阳明。

　　如今我们所见的千佛铁塔，建于南汉大宝八年（公元965年）。刚看完电视剧《太平年》，这一年赵匡胤正忙着打后蜀，而他下一个要灭的就是南汉。铁塔是皇家敕造、城市地标、核心位置，说明当时汉人已经从山里到了县城，已经掌控了城池、江边平原、交通要道，因为佛教是汉地信仰体系，畲族不信。
　　那么时间线就捋顺了，汉人第三次南迁，也就是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大概在公元880年左右，开始成规模的来到梅州。但开始人生地不熟，只得住在深山，避开了畲族世代居住的平原河谷。可八十多年后，这群汉人便逐渐下山，甚至入驻县城，逐渐掌控了城区和梅江沿岸最优质的河谷，就是这时建造了千佛铁塔，是公元965年。此时的畲族人，已经被挤到了次等土地，但还能生存。可到了汉人第四次南迁，也就是南宋时期，差不多公元1127年，因为一下子来了太多汉人，占满了梅州，让畲族人失去了基本的生存空间，双方开始爆发冲突。至明朝迎来了彻底爆发，然后是王阳明的血腥镇压，大概至1518年彻底平息，持续了近400年。

　　中国历史上有五次比较大规模的汉人南迁，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民级的南迁，主要迁入地还是在长江中下游，安徽、江苏等地；第二次是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在这之后南北的人口、经济开始出现了逆转，主要迁入地包括江西、福建和广东；第三次是唐末的黄巢之乱，主要迁入地是福建和广东；第四次是建炎南渡，这是南方的黄金时代，各地均有迁入；第五次是明末清初。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客家四州，包括江西赣州、福建汀州、广东梅州、广东惠州。虽然江浙皖那边也是汉人迁过去的，但因为它们平原多、交通便利，不断被后来的中原主流文化同化、融合，所以他们只是变成了江南汉人，而文化却始终和中原高度一致，没有变化。上面的客家四州就不一样了，因为这里是深山，交通闭塞，进来的移民被大山封住，几百年独立演化，虽然人是一样的，但文化有了差别，成了当地不亲、中原有别的客家人。而其实，他们才是保留着古中原文化、古汉语发音和宗族古制的那群人，只是中原汉人变得太快了。

　　第一次永嘉南渡时，来的都是中原地区的高门士族、精英阶层，他们基本都去了江苏和杭州。第二次唐安史之乱和第三次唐黄巢之乱时，继续南迁的汉人中，有根基的世家大族依旧会选择相对较好的区域，而更多的底层百姓、普通流民发现好地方已经被占，只能往更远、更偏的深山里跑，才能更好得保命。第三次时，开始有成规模的汉人进入广东，到了梅州。
　　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有个人先到了这里，在梅州阴那山建了灵光寺。当时前有安史之乱，后有黄巢起义，很多活不下去的百姓一路南迁，好走的路、肥沃的地、安稳的城都容不下他们，只得一步步地捱到梅州的深山老林，山路艰险、乌瘴虫兽、蛮荒未开、土著杂居。可就在他们最绝望、惶恐、无所依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古寺、一炉香火，那是何等的大善和心安。所以，这一片地区的百姓世世代代敬奉着这个人，惭愧祖师。

　　宾兴馆，是我到了惠州后才第一次听说，它是个无意间撞到的景点，却给了很深的震撼。

　　宾兴起源于周朝的《周礼》，“宾”，礼遇之意，“兴”，举荐之意，合起来便是以贵宾之礼举荐贤能之人，已有三千年历史。至隋唐，科举制度问世，凡参加科举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地方的骄傲，另一个方面日后飞黄腾达还需结党，所以地方官常常摆宴招待，基本成型了宾兴礼，只是还没那么重视，常和乡饮酒一并举行。

　　隋唐科举还没有糊名和誊录制度，所以唐朝和宋初实行通榜制，就是主考官根据公荐、社会声望等，在考试前内定录取名单。所谓的科举考试只是验证一下水平，只要别太离谱就行，可不是靠着考试去重新排名。所谓的公荐，就是公卿大臣或社会名流的公开推荐，这便导致很多考生要进行“行卷”。几乎唐代的所有大诗人，都是平时玩命写诗，但都攒着，等到快科举考试时，就到长安去跑关系、造声势，用自己的作品打动一些大官、大佬，以求能推荐自己一把，进入通榜。通榜是个公开制度，名单也是半公开，所以很多考生在考试前就基本就已经知道结果了。不少我们熟知的作品，比如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有杜牧的《阿房宫赋》，都是行卷作品，后两者就是靠着作品直接被内定进士。

　　回到宾兴礼，至宋代有了专门送举子的宴会，与乡饮酒逐步分离，名“鹿鸣宴”，只不过资金来源主要还是政府。到明清，基本上就是民间集资了，由政府搭台唱戏，乡绅和商户出钱，还发展出一套地方礼典。清末，流程愈发复杂，有祭祀神灵、悼念先贤、戏剧讨彩等项目，已是按照一个重要节日进行了。
　　如今全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文物价值最高的就是惠州宾兴馆，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前去广西梧州，了解了苍梧国的历史，如今到惠州，又看到了缚娄国，它们两个彻底改变了我以前对岭南或百越之地是茹毛饮血蛮族的刻板印象。原来，在秦朝将它们纳入中原统治体系之前，这里已经有了部落、国家。而且，它们并不是由中原文明教化而成，而是本土自发发展而成，这就高级了，属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

　　先秦时，缚娄国已有自己的青铜、礼制和国家形态，只不过更接近于部落联盟，尚未发现大型城址和宫殿遗址，也并非中原那样严格的君主集权，管理相对松散，所以史学家曰“多无君”。至今的出土文物中，也尚未发现本土文字，导致文明传承受限，文明程度要落后于中原同时期的战国七雄两三百年，甚至较一直和楚国打打杀杀的苍梧国也要落后一两百年，自然也就无法阻挡秦军南下了。
　　先秦的珠江流域，共有六个影响比较大的国家，若是综合排序的话，苍梧、西瓯、骆越、缚娄、阳禺、驩兜。除了苍梧和阳禺早已被楚国灭掉，其他均被秦所灭。它们主体人群是百越少数民族，那个时期几乎不可能有中原人成规模过来的，那是连长江流域都被史书称作蛮荒的年代。其中，只有西瓯给了秦军最大阻力，让其“三年不解甲弛弩”、“伏尸数十万”，而且主帅屠睢被杀。这倒是给赵佗创造了机会，有了南越国割据的机会。

　　回到文明源头的事，官方定义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但近些年已有将珠江流域上升到第四大源头的趋势和类似表述。而影响这个表述和结论、在中华文明史上提升珠江流域地位的核心因素便是缚娄国。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商周墓葬群，出土了全套商周级别的礼乐文明证据，证明此地在先秦就已有国家形态、原生青铜器、礼制社会等。苍梧虽然很大、很强，早就被人所知，可它在西江流域，太靠近楚国，导致它究竟是不是独立起源、自生发展的争论就没停过，而缚娄国不同，在这之前人们不相信不靠黄河、不靠长江、相对封闭的东江流域可以自己发展出了一个如此辉煌的文明，它还改变了世人对广东古代文化洼地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