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不少人会混淆一个概念，认为启是夏朝的开国之君，因为《三字经》的“夏传子，家天下”。其实，禹才是开国之君，启只是把禅让制改为世袭制的人。而夏朝开始的标志事件和时间起点，是涂山会盟。

　　禹之父鲧因治水不利而被处死，舜命禹续任治水，历时13年而成，此时禹的威望达到顶峰。为了把治水攒下的个人支持和临时权威变成合法和永久性的王权，他召集天下诸侯，在涂山举办会盟。
　　之前的华夏属于部落联盟时期，尧舜都只是部落联盟首领，而涂山会盟上，禹告诉大家，不再是那个很多部落平等联合、大家有事开会商议、想搭伙和散伙都可以、谁看谁不顺眼就派兵去打的时代了；而是变成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不再是商量而是命令、必须来朝拜和进贡、征伐打仗只能听我下令的时代了。于是，禹祭拜天地，登坛受万国诸侯朝拜，重申九州划分和疆域，确定贡赋、祭祀、征伐、刑律等秩序。自此，中国步入了早期国家形态，夏朝开始，涂山会盟就是禹和夏朝的“开国大典”。

　　先明确几件事的顺序：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启出生、舜禅位于禹、治水结束、涂山会盟。后两件事基本是同一年，中国当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为公元前2070年。
　　然后再看，会盟为何在涂山。涂山位于安徽蚌埠，属涂山氏部落，首领为皋陶，是东夷的分支淮夷，他们掌控淮河的黄金水道，而且手握铜矿资源，军事经济均势力强大。禹和涂山氏的联姻，自然不是爱情故事，司马迁说“夏之兴也以涂山”。在这会盟，不仅因妻族主场的绝对安全，也是借着涂山氏的力量威慑众人。

　　明清有六部五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太常、光禄、鸿胪、大理、太仆五寺。五寺一般是三品，虽然品级低于六部的二品，但他们并非隶属关系。比如太常寺负责祭祀，他负责具体的事务，去干这些事情，而礼部则负责相关制度、规则、预算等事情。我们常在电视剧里听到的大理寺，他主管判案的复核，其实是用来制衡刑部的，负责看刑部案件的对不对、冤不冤，负责改、驳、平反等。

　　这些部门一般都在首都，只有一个是例外，就是太仆寺，一个负责管理全国马的机构。
　　冷兵器时代，骑兵就是装甲部队，没有马是打不过蒙古人的，这点朱元璋深有感触。他起兵的时候，120万大军只有4.5万匹马，马资源是极度稀缺的。何况，作为靠抢元朝马场起家的人，朱元璋深知谁有马就有本事造反的道理。但马政很复杂，有养马、军马、驿马、草场、马户、贸易、调拨等，是个成体系且彼此联动的事，如果没有专门的衙门，是管不住、养不出、调不动的。所以，我们虽是农耕文明，但自周朝便有了主管马政的“太仆”官。秦汉时，太仆成为九卿之一，自北齐设太仆寺后，唐宋元明清一直沿袭，可见其重要性。

　　那为何太仆寺在滁州？其一，朱元璋的老家在这，作为龙兴之地，他有着绝对信任，可管理军事核心和国之重器。其二，滁州的江淮丘陵有着大片天然草场，早在宋元时期便已是官方马场，有基础建设，能直接就用。其三，滁州属于南直隶，本就属于中央地带，且距离南京很近，方便调用。

　　滁州最有名的景点，莫过于琅琊山上的醉翁亭了。但在看亭子之前，先弄清楚两个名字。

　　古代此地有河，名“涂水”，后因有重名，特意重新造了一个“滁”字，改其名为“滁水”。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此地因河而得名“滁州”，至今近1500年而未更名。“滁”字，作为专用，最初仅见于地名、河名。

　　琅琊王氏，自西汉开基立业，曾连续三代位列三公，成了豪门望族。魏晋时期的王祥因“卧冰求鲤”被列入二十四孝，赢得举国声望，官至太保，封睢陵公。而其家族的巅峰则是在东晋，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不仅三公、刺史、将军层出不穷，还有王羲之、王献之这样的顶级书法家，显赫无两。

　　琅琊王氏本在山东，那为何在滁州有琅琊山？
　　因为司马睿，他的封地在山东临沂，世袭琅琊王。第一任琅琊王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伷，他是司马懿的重孙。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听王导之计，移镇南京，此时的司马睿还只是个没兵权、没声望的王爷。而琅琊王氏却随他举族南迁，之后开始拉拢江东士族，安置流民，逐渐扩大势力。他们是都没有想到以后还可以当皇帝的，如今的史学家也普遍这么认为，只因后来发生了永嘉之乱，先是晋怀帝被俘，之后晋愍帝被俘，西晋正式灭亡，创造了机会和可能。最终在王导为首的北方士族和江南士族共同拥立下，司马睿建立东晋。
　　司马睿将自己南迁途中曾修整的地方，赐名琅琊山，便在今之滁州。

　　春节假期，在家看完了电视剧《太平年》，其中宋军灭南唐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采石矶。
　　它位于马鞍山市，是长江出安徽进入江苏的最后一站，过了此处，南京便再无天险可守，所以几乎历史上每一次涉及南北统一的决战，都离不开此处。大大小小的战役数不清，著名的战役也很多。
　　赵匡胤派兵至此时，已预先在安庆做好了浮桥单元，所以攻克采石矶后，立刻将浮桥单元运至此处，并完成了拼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跨江浮桥，随后的宋军骑兵、步兵迅速过江，从陆路向东挺进。南唐防线彻底崩溃，金陵门户洞开，李煜出降，南唐灭亡。

　　南唐一直盯着长江天险，是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在长江上会出现一座浮桥，会有数万的骑兵突然从陆地出现在了金陵城下。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之前所有人过江都是靠船，不论是之前的东吴、西晋，还是南宋抗金。有人会想起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但那完全是两码事，曹操只是为防止船体晃动而把船连在一起，而赵匡胤则是用了近千艘大船拼接成一座连接两岸的大桥，并在上面通过了数万骑兵、步兵和粮草辎重。至于长江上真正建起一座永久性大桥，那要到1957年了，就是毛主席称赞“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江大桥。

　　当然，来采石矶的原因不是预测了后面要看的《太平年》，而是因为李白。采石矶的联璧台，又名“捉月台”、“舍身崖”，就是民间传说李白醉酒捉月，骑鲸升天之处。也因此，采石矶还成了中国的赏月胜地。

　　从芜湖的广济寺到马鞍山的当涂县，不远，40分钟车程。而此外，还有其他关联。
　　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淮南节度使高适率军沿江而来，一举平定了“永王之乱”。同一年，唐肃宗赐广济寺一方八斤八两“地藏利生宝印”，意在通过崇奉地藏，笼络江南信众，稳固当地统治，或也有祭祀平叛将士和无辜身亡百姓之意。渐渐的，盖金印成了当地地藏朝拜的关键环节。也是在同一年，这个曾吟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高适意气风发之际，李白却因之前加入永王幕府，于兵败后被捕入狱，年末判流放夜郎。
　　世道永远是几家欢喜几家忧。盛世是诗人闪耀的舞台，李白站在聚光灯下醉吟百篇，枪矛剑戟沦为酒席的助兴噱头；可乱世则是武将的天下，郭子仪挺身匡扶社稷于危难，诗人们则闷闷而疾，成了乱世后庭花。

　　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刚到重庆白帝城便遇到大赦，于是颂出了千古名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年，因为美国在科技上的围剿，我们时常看到“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宣传语，尤其华为喜欢用。若回到当时，我们设身处地回看李白的流放之路：他从九江到重庆，沿长江逆流而上，这条绝望之路捱了15个月，而被赦之后，从重庆到荆州，沿长江顺流而下，这条新生之路仅用了1天。对于一位58岁的老人，再走这同一条路时，又是何等的感慨和心境？
　　可惜，这将是李白人生中最后一首真正豪放、轻快、欢喜的诗。之后，仅剩下疾病、孤独、残灯。

　　坐在李白墓园，我思考着李白一生中的落寞、卑微、不得志，那正是被国人刻意忽略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