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岳,几乎众人皆知,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
  其最初形成于秦朝,因在先秦时期,各地已有山神崇拜,比如齐鲁尊泰山、楚地敬天柱、秦地奉华山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行天下后整合核心信仰,进行封禅祭祀,逐渐形成了国家层面祭祀的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天柱山、北岳大茂山、中岳嵩山。此时有了五岳之实,但官方正式册封要等到一百年后的汉武帝了。
  有三个没变,但有两个和今天的不一致,虽然当时的恒山与衡山也在秦朝政治版图内,但还有其他因素考量。南方首先要考虑楚地文化影响,所以选择了民众普遍信仰的天柱山,北方则要考虑中原文化的辐射影响及祭祀的便利性,并且河北的大茂山处于秦朝与匈奴的对抗前线,还有着政治意义。

  到隋朝,隋文帝为了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统治,将南岳改为衡山,之后延续至今。到明朝,中央政府已迁都北京,北岳在京城南边似乎就说不过去了,所以有了改北岳为恒山的声音,但朝廷始终以“沿袭古制、礼制不可轻改”为由驳回,甚至在万历朝还出现了“改岳不改庙”,即中央朝廷的祭祀依旧在大茂山,但北岳的名号改封了恒山,到恒山祭祀更多是民间和地方政府行为。也侧面反映一个现象,明朝时文官集团的臣子还是有些骨气的,而到了清朝,就被彻底奴化了。北岳封祀合一的诏书是清顺治发布的,结束了这一百多年拖拖拉拉的争议。

  天柱山位于安庆市的潜山市,春秋时为皖国封地,所以又名“皖山”,安徽简称“皖”,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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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的孔城老街本是一个古镇,始于三国时期,吕蒙在此屯兵筑城,时称“空城”,后演化为“孔城”。
  吕蒙最被世人关注的,除了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典故,就是击杀了关羽。他先是以病重为由离开,让彼时尚无名气的陆逊接替后以极其谦卑的态度致信关羽,大肆吹捧,降低戒心;然后趁关羽领兵去樊城时,吕蒙亲率水师穿着白色衣服假扮商人渡江,即“白衣渡江”;最终得以迅速控制岗哨,招降糜芳等人,兵不血刃地占领江陵。关羽被迫败走麦城,半路遭埋伏被擒杀。当初看电视剧《三国演义》时,愤愤不平,故不喜吕蒙。

  孔城因其连接长江与巢湖的水运优势,所以从北宋到清末,一直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促成了商贾繁荣,使它在明清时期成为桐城四大古镇之首。但随着陆运等交通方式兴起,又逐渐走向衰落,那已是民国时期。
  孔城老街在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如今的建筑遗存基本都是之后重建。它也是安徽现存最长的古街,最大的特色是它的保甲文化,现已是国家4A级景区。

  保甲制度是中国古代基层户籍与治安管理的基本制度,其核心是通过“联保连坐”将民众固化在空间和社会关系的网格内管控。最早起源于商鞅变法的“什伍连坐法”,到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发展为“保甲制”。十户为一甲,五甲为一保,同甲同保内民众互相担保,一户出事,各户连坐,最终实现户户相查,人人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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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的名人虽然很多,但可作为旅游品牌的却不多。桐城派在国内民众中的普及度不高,大众认知偏弱,所以那一众文人难以在旅游宣传中成为关注点;与之类似的还有李公麟,虽被誉为“宋画第一”,也有传世的《五马图》作品,同样存在认知门槛高、难成传播热点的困难。此外,虽然桐城这边宣传范增、李公麟是当地人,但历史上关于他们的籍贯始终存有争议,和其他地市存在冲突,也难以成为核心IP。
  那么,即使张廷玉在历史上算不得响当当或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是他的籍贯没争议,毫无异议的桐城人;二是“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有着国民级的认知度;三是可以打造出和社会价值观一致的礼让、廉洁等核心词,还容易和党政、红色旅游挂钩。四是当地有大量遗迹留存,比如故居、墓地等,另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有了文物价值和底蕴加持,避免了纯新建景区带来的空洞感。所以他成了桐城旅游重点打造的IP。

  张廷玉在康熙年间入朝,辅佐雍正时深受重用,一度担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等要职,还创建了清朝的中枢权力机构军机处。雍正驾崩时,给乾隆的四个托孤大臣之一,也是唯一的汉人。可惜乾隆是个乾纲独断的人,四个大臣中,除了早逝的允礼,最后都遭到了乾隆的打压、清算。即使雍正遗诏让张廷玉配享太庙,也一度被乾隆除名,可以说他的晚年并不得意,甚至凄凉惶恐。

  因桐城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只有两处,一处是文庙,一处是张廷玉墓,所以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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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桐城,2021年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其存在感始终不高,如同它的文化核心“桐城派”。

  先秦,此地原是群舒方国中的一个,也是皋陶后裔的偃姓部族,因境内种植油桐树而得名“桐国”。西周时依附于楚,但还是被楚兼并,而后归秦,和群舒诸国的命运基本一致。历史上关于它的记载很少。
  汉初,此处属龙舒国管辖。其实就是沿用了群舒诸国中的“舒龙”国名,只不过汉代官方习惯称“龙舒”。龙舒国是刘邦之兄的孩子刘信的封地,刘邦并不喜他,所以只是封列侯,和那种自主军政大权的诸侯两个概念。

  秦国自商鞅变法,始设彻侯,作为军功爵制的最高级,如千户侯、万户侯。基本仅有食邑户数的税赋收入,并无封国建制,也没有那套册封礼仪。汉虽承秦制,但因初期的彻侯都是萧何、曹参、张良这样的开国大咖,所以便有了封国的治民权,还能任免封地的低级官吏,身份约是“小诸侯”。七国之乱后,他们的管理权限被顺带上收,自此在封地没了任何实权,仅剩享受食邑税赋,但保留了被视为极高荣誉的完整的封侯流程,有册封诏书、宗庙告祭、金印紫绶、封地勘界、离京就国等。列侯也是要离京到封地的,一是避免在京形成利益集团,威胁皇权,二是到封地受土临民,是封侯荣誉的关键流程,哪怕他们到了封地只是呆在侯府里无所事事。
  后因避汉武帝讳,改“彻侯”为“列侯”。我们平时所说的“封侯拜相”,便指列侯。因为诸侯是要看血统的,出身是核心门槛,列侯就不一样了,有能力和功劳即可。汉朝被封列侯的有上千位,看数量并不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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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安,又称“皖西”,所以叫皖西博物馆。皖西是个泛文化概念,主要包括六安全境和部分安庆县域。这里很冷清,一个游客没有,进门时保安大爷都有点吃惊。不赶时间,自在慢行,边看边向豆包学习着知识。

  皋陶的后裔被大禹封在今之六安一带,当时主要有三个国家:六国、英国、蓼国。其后,随着皋陶后裔在江淮地区分化和迁徙后,又建立了一群国家,它们并无大禹或夏朝的正式册封,而是同宗的方国集群,均为偃姓,被统称为“群舒”。包括舒鸠、舒庸、舒龙等一众小国,最终都在春秋时期被楚国所灭。

  中国先有姓,源于母系社会,主要用于区别血缘,防止同姓通婚,是部族的根本标识。比如皋陶的偃姓,被他的后裔世代承袭。“氏”是同姓部落分化后,以封地、官职、祖先名号等作为标识的分支称号,西周分封制成熟后才普及,且被严格限定于士族使用,老百姓不让用。因皋陶时代比较早,所以并无他的“氏”记载。
  “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的姓氏分治制度,夏时见雏形,西周渐成熟,而到了战国后期便开始瓦解。那时宗法分封制崩溃,氏的等级意义弱化,平民逐渐开始称氏,故姓与氏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到秦统一六国,开始推行户籍制度时,便开始统称为姓氏,结果有人用姓登记,有人用氏登记,所以这段时期,出现了大量由“氏”转化而来的新姓。比如原来六国、英国、蓼国、群舒诸国都姓偃,但有人延续了偃姓,而有人则用国名为标识的氏,故出现了六、英、蓼、舒等姓。全国还有使用官职的司马、司徒,和使用封地的韩、赵、魏等,皆曾为氏。

  群舒诸国最有特色的文物,便是曲柄青铜盉、牺首青铜鼎,如这件春秋鸟纹曲柄铜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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