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讲青铜器，或者说中国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是离不开鼎的。

　　由于青铜这种材料没那么容易获得，再加上它铸造工艺的先进，就使得它与陶器、石器这些普通质地的日常器具区分开，且渐行渐远，即使它仍具有作为日常工具的实用性，但却和作为礼器的职能性渐渐融贯一体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商周时期，“礼”是用来维护权威的，“祀”是用来沟通神灵，并使秩序神圣化的。而青铜器稀有、难制的特点恰好符合成为祭祀礼器，况且给神灵的器物，还是需要有一定实用性的。所以也可以说，是青铜器促成、加大、规范了商周以来等级体制。

　　随着祭祀从酒文化到食文化的转移，青铜器里处于最高点的器物，便成了“鼎”。
　　相传大禹治水后，“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成了中原夏王朝的立国标志。之后“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这“九鼎”代表了王朝的更替，成了中央政权的象征。我们今日所言“一言九鼎”，出于此。
　　春秋时，楚庄公向周天子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然后被驳斥，“问鼎”一词成了觊觎王权的表达。周礼对用鼎制度做了严格规定：天子九鼎，卿七鼎，大夫五鼎，士一鼎或三鼎，庶人不得用鼎。超规定就是犯罪，是僭越。“鼎”渐渐代表了“权”和“力”，“鼎盛”、“鼎力”、“大名鼎鼎”等词，出于此。

　　鼎由一件普通的煮肉食器，变成了食器和礼器的合二为一。大克鼎，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商周是中国青铜器的巅峰，而商朝又是一个嗜酒如命的王朝，殷人尚酒。他们甚至把酒当成与上天和祖先沟通的工具，有些祭祀者都是通过喝酒致幻，然后与神灵对话的。所以，青铜器里，与酒相关的占了绝对数量，光是按照功能，就被分为酿酒器、贮酒器、盛酒器、送酒器、温酒器和饮酒器六大类。

　　古代礼器中，地位最高的是鼎，其次是尊。酒器中，尊自然便成了最高级别，这也是我们如今“尊贵”之“尊”的出处。尊是盛酒器，比较大，不能直接用来饮酒。饮酒器里，级别最高的是爵，爵是统治者用的，他有时用爵向臣下赐酒，所以有了“爵位”之称。

　　和尊比较类似的青铜器，除了彝，还有瓿和罍。瓿，大口、短颈、圆足，和尊比较起来，一是小了些，二是颈很短。这个商代晚期的四羊首瓿，非常精美。肩上有四个高突的羊首，间隔有鸟，对着棱脊，大多棱脊都是多范铸造时，为了修饰棱角而成。腹部满是雷纹，上有乳钉。圈足是兽面纹，凸起的眼睛存在于那里。
　　乳钉纹，不论是形象寓为女性乳房，还是男性生殖器，都是浓浓的生殖崇拜，而且一“钉”寓意一“丁”，代表着一“子”，满满的乳钉代表着后代繁盛。这是比较常见的解释，但“乳钉纹”之称是后代才有的，商代并无此称呼，我们用后世的说法和观念去解释前人的事物，很容易造成曲解，导致真相的忽略。

　　疫情期间，被公司派外出差，因回京会被隔离十四天，而五一后还要再去另外几家机构，所以五一只能在外漂泊，我显然不会闲着。因最后一站在上海，所以便去了一趟久闻大名的上海博物馆。
　　上海本身并不怎么出土青铜器，却被称为中国青铜器的第一大藏馆。来这，一半时间是在看青铜器。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一部分来源于收缴走私，因为民国时期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大批文物从这里贩卖到全世界，尤其解放前后，国家动乱的年代。比如缴获了大古董商卢芹斋运往美国的17箱342件文物，其中的青铜牛尊成了如今的镇馆之宝之一。此外，文革期间，或不少红卫兵抄家出来的文物，由上海博物馆代为管理，或一些收藏家主动要求博物馆在那个时期代保管，如今都成了这里的主要文物。当然，上海作为相对富裕的城市，海外收购和民间捐赠的数量也有些，镇馆之宝大克鼎是潘达于捐赠的，晋侯稣钟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花大手笔一千多万收购的。据称还有从上海冶炼厂的废铜烂铁里淘出来的，比如西周的鄂叔簋、春秋的鲁原钟等。

　　花些时间品一品这里的青铜器，然后回来对比照片，系统整理一下，从爵开始。
　　一般情况下，爵的形状是前有流，后有尾，一侧有鋬，下有三足，在流与杯口之间有两柱，柱多呈伞状。下面橱窗里便是典型的爵，两侧是商代早期的，中间是商代中期的。

　　入手一只银渐层，英短的一种，花了3200元大洋。
　　绒毛白色，毛发尖部黑色，蓝眼睛，黑脚垫，很可爱和活泼，给疫情期间的生活加点料，也许能平和些日常的烦躁，多了些温柔。

　　新冠肺炎，成了过去一段时间内的绝对热词，没有想到竟然遇到了如此百年一遇的疫情。而我所熟悉的名人中，国外第一个发声承认被感染的，是《阿甘正传》的主角，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
　　在这部电影中，他和青梅竹马的女主珍妮分分合合、磨难一生，而当误入歧途的珍妮真的决定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患了一种病：“我染上了一种病毒，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治疗”，之后离世，留下了阿甘的孩子。那是1982年，当时这种病还没有被重视和命名，这就是艾滋病。

　　其实，自1981年开始，美国就已发现多起艾滋病例，但因绝大多数集中于同性恋群体，当时舆论便很鄙夷地称之为“同志病”，甚至还说那是“来自上帝对这些异端的惩罚”，大家当时很歧视同性恋，带有情绪化。
　　直到1987年，才在里根总统的公开演讲中提到了“AIDS”。美国政府在6年内毫无作为，并无视了来自民间医疗结构、科研人士的呼吁，不划拨足够经费，哪怕当时号称有着“世界上最成熟的医疗技术和最广泛的公共卫生体系”。就这样，一种新病毒从美国扩散到了全世界。
　　到如今，全球已有3200万人死于艾滋病，没有人能在这场病毒的蔓延中独善其身，而它本是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