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是很多人在《诗经》中最熟悉的一首，画面很美，没有爱，没有恨，只有追求，有点彷徨却又不放弃，是《诗经》的一个典范，留下了中国最完美的古典情感，没有哀怨，没有愤怒，那么淡淡的。
　　不论客观环境多么艰难，主观心愿上一直相信着希望。大多ang韵的诗词，都带有这种“哀而不伤”的感觉。也因为《诗经》是歌曲，所以韵脚的重要性，远比我们单看文字时要大，它要考虑发声后的效果。

　　《诗经》是彻底的农业社会审美，站在土地上的农耕文明坚信有稳定的自然周期，而他们认为情感也是如此，会和自然一起循环：冬天万物枯萎后，万物复苏的春天就一定会来。所以，《诗经》会“哀而不伤”，无论多么悲哀，最后都不会绝望，这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所特有的韧性，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中。
　　《诗经》中只有人，《楚辞》里只有神，前者是整体的古典和稳定，而后者因在南方，食物丰富，生存容易，所以情感会比较强烈，颜色也比较绚烂，是浪漫和激情。以后千年来的文人，无非就这两个方向了。

　　武汉，在此工作过两年，有着特殊的感情，却已经很多年没有再来过。虽然出差很多，中国的省份也跑了几遭，但细细回想这近五年，却没有到过湖北。
　　我们总是以为时间还有很多，机会也有大把，却常常忽略了一些本该早就去做的事。生活和工作，皆是如此，并毫无知觉，甚至习以为常着。如不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可能都已经快要想不起这座有着很深感情却许久未提起的城市，武汉。

　　看着长江，想着曾经住在这，竟有些热泪盈眶。

　　白天，各种工作压力，繁碎不堪，到夜晚端上一杯岩茶，拿一本书，有时是唐诗宋词、有时是古典名著、有时是建筑地理、有时是杂文鸡汤，而最近是在读《诗经》。把灯光调成我喜欢的黄色，站在客厅窗前，北京的深冬时常有些星光，无息地伴着你入夜。
　　有书陪伴时，感觉不论何时，在生活中都有个自我。不悲，亦不喜。

　　这本书，谈不上有多深的造诣，或者多么风趣的语言，但增加了一丝兴趣。每每读到唐诗或宋词，我们也仅是在零星片段里去勾画少数的情节，而大部分，诗人本身是在情节之外的。除了我们背诵的“忧国忧民、怀才不遇、思念亲人”等，我们对诗人本身的形象，恐怕仅限于语文课的那几笔素描了。
　　那不全面，也不纯粹。书中谈到了李清照的一首词，非常棒。

　　晚来一霎风兼雨，洗尽炎光。理罢笙篁。却对菱花淡淡妆。
　　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

　　晚上下了雨，天气凉爽下来，洗了澡，又画了淡妆，穿上半透明的睡衣，肌肤若隐若现，有阵阵幽香，对着情郎撒娇，勾勾手，今晚的竹席好凉哦。显然，这样的李清照更有血肉，而课本上，不会有。

　　按照顺序，到了宋时浙江。宋时这里最璀璨生辉的人，莫过于西湖边的迁客骚人，有“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苏轼，有“最爱湖东行不足”的白居易，此外还有打着同心结的苏小小和阮郁，用千年换一遇的白娘子和许仙，十八相送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可总有个人被忽略，那就是吴越国王钱弘俶。

　　五代十国时，全国一片乱，而浙江却在吴越国的经营下得到了安宁，资源虽不丰裕，但开发程度高，所以归宋后，其所上贡的粮食和布帛都居全国首位，时称“江南首富”，称杭州为“东南第一州”。
　　吴越国的国策是“善事中国、尊其正朔”，作为最后一位国君，人们常拿钱弘俶和南唐后主李煜相对比。

　　李煜属于优柔寡断型，降和抗都不彻底，要么坚决反抗，要么就学吴越国，结果他除唐号、降仪制，到也没闲着，面子丢光了，却又扭扭捏捏地备战，没了士气有什么可打，反而折损了士兵无辜性命。宋军临城，主力被歼，最终成了不得不降。所以，李煜被封违命侯，其后还发生了沸沸扬扬的小周后事件。当然，宋朝的这些做法，在靖康之耻时，被契丹人学了个遍，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因果确有轮回。
　　吴越国奉宋要彻底得多，还派兵参加了灭南唐之战，所以赵匡胤时期一直平稳。直到赵光义继位，钱弘俶被扣开封，故“纳土归宋”，浙江成了宋朝疆域。宋时浙江的繁华，其实得益于钱弘俶，一是经营，二是保全。

　　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将浙江这片越人故土纳入了帝国版图，而彼时，这边仍被认为“蛮夷之地”。到了汉初，依旧人员稀疏，随着大规模北人南迁才发生变化，至隋已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鱼米之乡。隋炀帝贯通京杭大运河后，浙江的经济和文化又得以进一步发展。

　　秦虽在浙江设了会稽和鄣两郡，但依旧对这片新征服的土地充满戒心，所以一方面将“大越”改为“山阴”，以消除越人对故国的记忆；另一方面推行政治性强制移民，改变了越地的民族结构，形成不了叛乱。
　　山阴，自是“山的北面”之意，此山所指会稽山。相传夏朝开国之君大禹在此山举行过封禅大典，死后又葬于此处。位于今之绍兴，其名为越王勾践起。

　　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时，东下会稽郡，登会稽山祭大禹陵，并在陵前留下了《会稽刻石碑》。相传为丞相李斯所书，故又称“李斯碑”，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合称为“秦四山刻石”。但原石已失，现仅存清时根据拓片重刻之碑。《秦会稽刻石》描述了秦灭六国的正义性，主要为歌功颂德、收拢人心、巩固统治之用。
　　浙江省博物馆所展出的清代拓片很是珍贵，可以看到上面的小篆书法均匀细瘦，圆转匀适，规矩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