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古镇的历史，并不算悠久，它本也不靠之前的历史而成名。
隋唐时，随着物资转运的兴起而有澜溪镇，随后官方在此设大通水驿。至北宋，正式建镇，名“大通”，取“四通八达”之意。这一时期，它的主要职能，或者说最初的繁荣，并非源于自身，而是因位于铜陵和池州之间的江南最大的冶炼中心梅根冶，大通则是铜料、木炭、铜币的重要转运和补给点。另外，九华山虽然位于池州，但香客一般从长江经大通过去，唐宋至明清时，这条路线已很成熟，带来了稳定客源，也带动了此处经济繁荣。
关于梅根冶，从大通古镇沿着长江往上游6公里左右便达，是依托周边铜矿的冶炼中心，其得名于旁边的梅根河。东吴时始建，最初核心职能是铸造兵器，兼铸铜币，通过官方垄断避免地方豪强和割据势力掌控战略资源。至唐，改名梅根监，开始主营铸币，和宣州宛陵监并称江南两大铸币中心。
孟浩然曾诗云：火识梅根冶，烟迷杨叶洲，离家复水宿，相伴赖沙鸥。
但大通古镇作为主角，真正的繁荣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尤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誉为“小上海”。一度成为安徽临时军政府驻地，同安庆、芜湖、蚌埠并称“安徽四大商埠”。当时的和悦州上，商铺数千计，人口十余万，是长江流域的顶流。但这一切在1938年戛然而止，毁于了日军战火和劫掠。
如今在大通古镇所见的，便是这种褪去繁华之后的落寞、沧桑、衰败。忆往昔千年商埠、帆樯如云、人流不息。烟火覆灭处，再寻赖沙鸥。
大通古镇的繁荣，触及了我知识中一知半解的盲区，这次坐在江边，向豆包彻底学习了一下。
太平天国运动给了晚清沉重一击，但以往我们只关注历史书上的重大意义，可当有一天，自己的足迹遍布祖国山河时，才发现我们曾经所忽略的它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聚焦到了某个地方、某个行业、某个人。在逛铜陵博物馆的时候，看着展厅里的长沙窑，便开始对唐朝的黄巢起义唏嘘不已。
太平天国曾长期控制长江中下游和大运河的关键河段，使得国内大片地区传统的漕运、盐运等水运全面中断。你可以想象切断中国铁路和高速的后果有多大，这导致货物供给出了问题，不仅包括各种生活必需品，比如粮食、盐等，也影响了商贸往来，比如陶瓷、茶叶等，让很多老百姓铤而走险，让很多以商贸为支撑的行业断了路。有些我们好理解，但有种东西比较特殊，那就是盐。
盐是一个生活必需品，虽然它的成本很低，价格却不低，而高价的核心是因为高额的盐税。中央朝廷通过垄断食盐的产销全链条，且进行官方定价，保证了自己的财政税收。唐代后期，盐税一度占到全国赋税的半壁江山。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基本都是靠盐税在支撑。但，支撑这套体系运转的核心，就是产销的垄断专营，它害怕两点：一是不能有人把非政府管控的低成本盐流入市场，影响政府税收，因为它整体是零和市场，你多他少。可是盐价太高，成本太低，利润离谱，自古以来贩卖私盐就是个极具诱惑的刀口上过日子的买卖。一旦私盐多了，就会让朝廷这套体系崩盘，核心要严管、重刑。二是不能跨区域销售。核心原因是因为不方便核定数量，通过指定产地的销售区域，有利于政府核定食盐销量，对应分配盐引，然后交易发盐，形成“产盐量－盐引数－销售量”的闭环，其中各地关卡都会核定盐引和数量，以及上面标注的销售区域，要一一对应，避免私盐流入。同时，跨区域销售还容易产生竞争，使得盐价产生波动，影响税收。这套体系有个专有名字，叫做“引岸制度”，“引”是盐引，是税收核心，凭证管控，“岸”是绑定销售区域，限定区域垄断专卖。
因为盐税的大头是场课和正课，前者是生产环节，后者是盐商领取盐引环节，这两者都是在生产地纳税的。当然，自汉代以来，这个税就是一直归中央的。并不归地方，所以像安徽这种不产盐的省份，花那么高的价钱买盐，也是给中央纳税，便没了怨言。但若避开中央监管，官民一体，那产盐地区的收益可真是高到起飞。
再看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这些不产盐的地区，一度出现了食盐短缺。它们以前的食盐是江苏的淮盐专供，淮盐不是淮河的盐，而是在淮河入海口沿海地带的滩涂地区有利于晒盐，对应两淮地区，包括如今的连云港、盐城、淮安、南通等，其实是海盐。淮盐的销售区域主要包括六个省份，除江苏本省和河南之外，沿着长江的有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省，分别称为皖岸、汉岸、湘岸、赣岸，并称“扬子四岸”。这四个省份吃不到江苏的盐后，大量来自四川的私盐涌入，当然也有官方默许的，直接导致淮盐没了销路，中央没了税收，湘军没了军费，不仅淮盐盐政彻底崩溃，就是清政府的财政也几近致命。有组数字，清朝末年，盐税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源，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淮盐税收又占到全国盐税的60%左右。
所以战后的第一件事，朝廷就要整顿盐政市场。太平天国运动已对清朝的引岸制度带来了巨大冲击，一是打破了原有的产销区域划分，因为战时老百姓没盐，自然就放开了区域限制，当时已默许川盐、粤盐进入扬子四岸，比如著名的“川盐济楚”。二是战争破坏了盐场、盐务衙门，很多盐商破产或逃亡。因为以前的盐引是世袭专商垄断的，盐商需要消耗巨资获得盐岸的独家垄断世袭经营权，没有这个资格，是不可能进入该区域售盐的。它被长期把握在世族大家手里，富得流油，自然是太平军重点打击的对象，如今他们一跑，运销就陷入了瘫痪。三是战时的盐厘崛起，地方政府在场课、正课这些正税之外大规模收税，来应对财政困难，一度超过了正税额度。这些钱归了地方所有，导致清政府对盐税的管控被削弱，这其实也深刻影响了晚清的政治格局。
曾国藩在这个背景下，选定了大通古镇的和悦州，在此建立大通盐务招商局。其一，“招商”两个字比较明白，就是公开募集盐商，顶替那些旧有的世袭盐商和垄断集团。你只要按照规定缴纳税款，便给你对应的盐票，凭票去从事上面规定数量的食盐运销，一票一运，限期使用。它简化了以往的繁琐流程，简单快速，重建了淮盐运销网络。这就是用盐票替代盐引，放开运销特许垄断的票盐制。其二，和悦州扼守长江与内河转运的咽喉，所有淮盐进入安徽，都必须经过这里，是打击私盐，提升税收的核心环节。同时，战时增加的盐厘都在这里征收，丰盈自己的财政，直接成了湘军军费。其三，所有进入湖北、湖南、江西的淮盐，也要经过和悦州，这里正好是检查盐票的关卡，也有利于打击夹带的私盐。
当然，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曾国藩虽然主导川、淮盐岸分界，即严格禁止川盐进入淮盐的销售区域，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无法有效避免。四川的地方政府虽然口头支持中央政令，坚持岸区划定政策，但实际一直是持默许越界，化私为官的态度，毕竟那是实打实的税收白银。这也和清末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力变弱有关，有文献研究，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淮盐区30%的市场被川盐抢占，这大概也是多方博弈后的平衡点。而且，和悦州也不是在三峡，实在管不住四川那边的运输，只能靠湖南、湖北靠近四川的州县设立关卡，进行查禁，反而滋养腐败。
最终淮盐复岸成功，基本重建了两淮盐政的财政地位，能恢复那么大的市场，已经功不可没。
可为何选择了此处呢？一是位置，它几乎在长江沿岸的安徽中间位置，方便管理皖岸盐务，分流销往安徽各地的食盐。而且，也方便查验销往其他扬子四岸的食盐。二是悦州位于长江之间，四面邻水，是天然的避风港和锚地，能使得千艘盐船停靠，装卸方便。其实，四周环水也安全，有利于驻防。
在盐务的带动下，和悦州的发展一日千里。因为它不仅吸引了盐商、银楼、旅社、票号等兴起，还因为盐运带动了长江航运，使它成了商贸的转运中心。这些又带动起城镇建设发展、基础设施升级、商帮机构汇集，洲上形成了三街十三巷，挤满了十万人，有自己的银楼、百货各类商铺，甚至还发行了三家自己的报纸，供岛上人看。
其后的落寞，核心原因有二，一是在1934年，国民政府将盐政机构迁至安庆，大通古镇失去了繁荣的根基和制度红利。二是在1938年，日军轰炸和悦州，很多设施被摧毁，当时的国民党采取焦土政策，将三街十三巷一把火付之一炬，数十年的繁荣灰飞烟灭，成了今天模样。
它没有其他古镇那种过度的商业化，没有那些千篇一律的文旅摊贩和炸臭豆腐烤串，就是退去繁华之后的落寞、衰败，反而成了它最独特的魅力。它又不是没有意义的衰败，而是在千年古镇的兴衰间，糅杂着历史的必然和民族的负重。有离去的脚步、有炸毁的房屋、有烧焦的瓦砾，如今仍可见着被繁华磨亮的石板路，和历史淌过后长出的杂草新生。
和悦州在长江之间，沿岸这一侧水流相对较窄，被称作“鹊江”。但也需要坐轮渡才能上，是行人和车辆一同搭乘的轮渡，每半小时一趟。轮渡对行人免费，但机动车收费。
从和悦州回到岸边，有条澜溪老街，保留了一些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建筑。
商业化就相对严重了，也和全国其他地区比较同质化了。
但其实，可能客流量不大，所以商铺主要集中于路的一头。沿着这条澜溪老街，或者称“共和街”，走到三分之一处，就很少有商铺了。若是走到头，基本就剩民居，可能是疫情之后的旅游业一直没有恢复的缘故。
这里比较多的商品，还是大通茶干和腊货。
出古镇，沿着青通河，前往大士阁，也就是前方的寺庙。
大士阁，初建于唐，兴盛于明清，是铜陵地区最大的寺庙，也是九华山的头天门。
相传，金乔觉从韩国到唐求法，是渡海而来，然后沿长江溯游而上至大通，曾在此地休息布法，然后由此转大通河，前往九华山。后来九华山的僧人追慕遗迹，在此建庙。再后，前往九华山朝拜的信众，也多从此而过，这便是文章开头所说，大通古镇最初的繁荣之因，寺庙香火一直延续了千年。
清朝，乾隆帝御赐“九华山头天门”匾，官方对其地位进行了认证，那是它的鼎盛时期。香客先在大士阁礼佛、静心、调整，然后再正式入山朝拜，故有“先过大士阁，再上九华山”的礼佛流程，这成了朝圣起点。
至于寺庙大士阁，在历史上多有损毁，同治年间曾大规模重修，时名“普济寺”。民国期间仍是九华七大丛林之一，但抗日战争期间被毁，建国后进行了重建，文革期间再次被毁。现存建筑为近些年重建。
很气派，但实在没想到开放时间为上午5:30-12:00。所以，错过了入内，便心诚则灵了。
no comment untill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