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1 月

铜陵博物馆

xiaogs 单反, NIKON D800, 摄影, 足迹, 安徽 2026-01-29

　　铜陵博物馆属于不可错过的景点，为了它特意调整行程，以避开周一闭馆。博物馆设计取“天圆地方”之意，圆形为兽耳鸟纹鉴文物造型，方形则为陶范。外立面是真的青铜，那是中国最大的青铜幕墙。

　　进来便是师姑墩遗址展，一次考古改变历史认知的事常有。它在2010年被挖掘，将皖南的青铜冶炼史从商周提前到了夏朝，对应着二里头文化晚期。出土了矿石、炉壁、铜渣、陶范等全流程完整的冶铸链文物，这是南方首次，打破了人们对铜陵只产铜料而无铸造的认知，证明古代皖南便已具备了完整的青铜产业链。
　　师姑墩遗址和今天上午刚去的金牛洞遗址均属于铜陵，两者相距十余公里，都位于长江下游最大的铜矿带上。师姑墩遗址分早、中、晚三期，晚期对应西周至春秋，和金牛洞遗址的时间有重叠，前者是青铜冶铸端，后者是青铜采矿端，很有可能在当时，一个负责采矿，提供铜料，一个负责铸造，生产成品。

　　目前，虽有夏代的青铜器和冶铸文物出土，但尚未发现同期的采矿洞遗址，只是山西中条山存在采矿迹象，但无矿洞、井巷、支护等实证。到商代，才发现江西铜岭、湖北大冶的竖井、木支护等矿洞遗存实证。而铜陵，至今最早的采矿实证，仅到春秋时期，看来仍有待进一步考古挖掘，才能让“铜都”二字更有底气。
　　较合理的判断是，夏商时期以浅层氧化矿的地表开采为主，无需成型的采矿洞，所以几千年后，很难留下可辨识的遗迹。故纠正铜陵博物馆说法，更审慎的应是，铜岭地区的青铜冶铸史是从夏代开始，有且仅有师姑墩文物佐证，但采矿史没有实证支撑早于春秋的论断，其宣称的自夏开始，仅是考古与文献的合理推论。

　　夏代铜矛，师姑墩遗址出土。

　　夏代陶罐，师姑墩遗址出土。

　　西周陶罐，师姑墩遗址出土。

　　西周陶范，师姑墩遗址出土。陶范是冶铸技术的核心实证，刻纹陶范还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

　　古代称青铜为“吉金”，证明它当初独一无二、唯我独尊的风光。如今也常用这个称呼，听着比较雅。

　　进来有采矿工具、主要矿石、铜渣等文物展，因为在金牛洞遗址刚看过，所以便一带而过。
　　这个西周时期的铜锭，锈蚀比较严重些，但形状和金牛洞出土的无二。

　　罗家村矿渣，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这应该是最小的一块，反映了从汉到唐宋时期，铜陵炼铜业的繁荣。李白曾在这个时期路过铜陵，留下了《铜官山醉后绝句》：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看似白话，不好翻译，大意是：我爱铜官山的种种乐趣，哪怕在这呆上一千年也不想走，我要舞起衣袖跳回旋舞，让舞袖拂遍五松山的每一寸山水。

　　博物馆里还介绍了一些青铜器治法，根据发明的先后顺序，依次是范铸法、焚失法、失蜡法等。

　　我们挑件文物来看，比如这件西周时期的弦纹甗。
　　首先，可以看到器身上有一道不明显的凸起竖纹，那是范铸法留下的痕迹，是泥范拼接处的缝隙，称作“范线”。有的即使经过仔细打磨后，依然会留存细微的痕迹，有的则特意保留，甚至还会加些纹饰。
　　其次，可以看到它的弦纹，形状是绳纹，我们姑且称它为“绳弦纹”。它的做法用到了焚失法，方式是在这件青铜器外范的内壁上，沿着弦纹的位置挖出凹槽，然后放置一根绳子，再用范料填充绳子和凹槽间的空隙。烧制后，绳子消失成灰，留下凹进去的纹路。制好的青铜器，便有了这种凸出的绳纹了。
　　第三，是它的绳耳，也是焚失法制成。找到合适粗细和长度的绳子，摆好造型，用范泥包裹、冷却，然后烧制成灰后，往范内灌注青铜液，冷却成型。最后再焊接在青铜器上而成。仔细看的话，西周时期的焊接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相对于商要稳固得多。

　　不断学习知识，这次看到件春秋时期窃曲纹甗时，仔细学习了一下窃曲纹的分辨。一般是呈“S”形状，或者一条线两头有卷曲，且上面没有完整的兽头、鸟头、龙身等轮廓。比较标准的窃曲纹，在中部会有目纹，也就是一个圆形眼睛。这个器物上的就比较标准，有代表性，常见于西周中晚期，春秋战国时期仍有沿用。

　　春秋时期，龙柄盉。同时期的群舒方国比较流行这种形制器物，离着不远，过了长江就是。

　　春秋时期，凤尾纹鼎。

　　春秋时期，盖鼎。

　　春秋时期，蟠螭纹匜。

　　春秋时期，蟠螭纹盘。

　　商代，饕餮纹斝。有柱无流为斝。

　　商代，饕餮纹爵。有柱有流为爵。这两件都有着明显的商代风格兽面，凸起的眼睛是标识。

　　关于青铜器的分类，因为有功能重合，所以往往会引发困惑。比如鼎，可以是食器，也可以是礼器。所以主流的分类，是按照礼乐器、兵器、工具、杂器进行分类，礼乐器中包括了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等。
　　上面那些文物，都是礼乐器，是青铜器最核心的职能，代表了礼制、王权，是中国先秦礼乐制度的外在体现。除此之外，青铜器的另一大用途是兵器，用于战争，相当于现今的军火。在铁器出来之前，它无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况且，因为青铜的开采、冶炼、铸造始终保持着垄断，被国家和贵族牢牢把控，这就导致只有王室和贵族才能组建手持青铜器的正规军，当他们面对那些手持木、骨、石质武器的部落和平民武装时，就有着碾压性的战力优势。这是青铜器被称“吉金”的另一层原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两者皆需青铜器支撑。

　　青铜器的武器见多了，就不展示了。
　　但这件春秋战国时期的同心圆剑，却令我惊讶了一次。因为同心圆之间薄壁凸棱的厚度一般在0.2-0.8毫米，间距也仅0.3-1.2毫米，所以它其实对制范的要求是极高的，应是吴国造。铜陵古代属于吴楚争霸的前线交战地带，这里有不少吴国文物。

　　青铜器的首要作用，自然“在祀与戎”，它首先要保证礼乐器和兵器的使用，其次才能是生活用品。所以，虽然铜镜出现的时间比较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夏商时期，但真正开始增多，还是到了战国时期，一是因为贵族奢靡的作风，二是青铜产量的增多，三是铁器开始逐渐列装军队。而到了汉代，青铜器在兵器和使用工具上完全被铁器替代后，铜镜则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

　　战国，四山镜。“山”字纹是比较常见的装饰纹。

　　很少在博物馆看到镜子的另一面，因为确实没啥看的，就是一个平面，而且很多青铜器历经千百年后，镜面早已变得腐蚀严重。这件汉代四神博局纹镜保存和修复都不错，仍然光可鉴人。

　　青铜器在退出祭祀和战争为核心的用途后，又成了铜钱。哪怕今天，我们五毛钱的硬币依旧是铜质。
　　这是战国时期的钱范。

　　秦朝，单辕双轮安车。

　　晋朝，雁首柄鐎斗，底部可加热，温酒器。

　　这里也有瓷器展览，但未细看。
　　西周，印纹水盂。

　　六朝，蛙形水盂。

　　唐代，长沙窑绿彩执壶。
　　这次到安徽，见了好几件长沙窑，以前很少关注。它是南方的民窑，因安史之乱后，北方技工南迁，促成南北技艺互融，逐渐繁荣。到了唐末年黄巢起义后，生产受阻，基本就停产了，断断续续到了五代。所以，它的繁盛在唐代两次战争之间，即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之间。
　　它的色彩比较丰富。而且，虽然中国的釉下彩在之前已有零星器物，但规模化、商品化、成熟的技艺，是长沙窑实现的，而且它首创了釉下多彩，彻底打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单色釉格局，能在瓷器上绘画、题诗，这是何等的突破，使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稳稳占有一席之地。另外，安史之乱后，路上丝绸之路受阻，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在这个时期的长沙窑一直是中国出口瓷器中的核心产品，占着绝对数量优势，直至黄巢起义。因为他们长期控制、袭扰长江和湘江流域，劫掠商船，堵死了长沙窑的销售渠道，也耗光了它赖以生存的海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