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宁寺出来,打车几分钟,便到了普陀宗乘之庙。它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现为国家5A级景区。
其始建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竣工,为庆祝乾隆六十大寿和其母崇庆皇太后八十大寿而建。因仿布达拉宫样式,又称“小布达拉宫”。“布达拉”和“普陀宗乘”均有“观音圣地”之意。
乾隆六十大寿这一年,还有件盛事,土尔扈特部东归。清初,蒙古分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分,漠西便是我们上篇文章所说的卫拉特蒙古,也是之前的瓦剌。土尔扈特部是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在准噶尔部日益强大之下,担心自己有被兼并的危险,于是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和里海附近寻找牧场,并在这站稳了脚跟。
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河,能在这放牧只因当时沙皇无暇,终究不会长久。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俄国与土耳其战争期间对土尔扈特部进行了强征,要求16岁以上青壮年全部参军,给了他们致命打击。不仅如此,俄国还要求土尔扈特部首领交出独子和三百个贵族子弟作质子,这最终促成了他们的东归之行。这是世界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民族迁徙,因要赶在严冬河流结冰之际出发,恶劣天气再加上追兵四伏,非常悲壮,出发时17万人,经8个月的万里行程后,仅剩6万余人回到新疆。
清政府在伊犁对民众进行了安置,乾隆帝自是高兴,给足了首领们待遇和封赐。接见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的地方,便是普陀宗乘之庙。
在寺庙里逛了一遭,并不能见到它的全貌,除非航拍或者去周边的高地,所以只能从网上下载了一张图片。
最左下角是琉璃牌楼,这里是个分界线,一般官员便在此止步了。从此开始登山,是各种白台、塔台等错落散置的建筑,直到主体建筑大红台。大红台的下面是高达18米的大白台,上面是高达25米的大红台,中央是重檐攒尖鎏金铜瓦的“万法归一”殿。这座寺庙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巅峰之作,也是汉藏建筑成功融合的范例。
山门,仍为中式建筑,不常见的单檐庑殿顶,不过墙体的白色和藏式盲窗已经有了藏式风格。
其后是碑亭,重檐歇山顶的中式建筑,但墙体上两个金色法轮,妥妥的藏式风格。其内共三通石碑,中间记录了建庙的背景和原因,两侧则和土尔扈特部的东归有关,分别是《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五塔门,上有乾隆御笔“广圆妙觉”,白台上部是五座颜色不同的喇嘛塔,门前一对跪姿石象。
五座塔,形制和颜色均不同,代表了藏传佛教五大支派,应为清代时尊格鲁派为尊,其戴黄帽,也称黄教,故居中。我们平时所说的达赖和班禅,都是格鲁派的教派领袖。
琉璃牌坊,为四柱三门七顶式,前面有“普门应现”,背面是“莲界庄严”,均为乾隆御笔。这个牌坊是个分界线,规定“王以下、头等台吉以上及喇嘛准入”,其他百姓和官员是不得入内的。
过了牌坊,是白台群落,有东西中罡殿,还有僧舍等等。
这是一处坐禅白台,仅留一门入内,僧人坐其中修行,四面为高墙,抬头一方天。
和游人对比一下,大概就能感受这嘛呢杆的高大了,上面挂着五彩经幡。
一直走,登到顶部,是万法归一殿。“万法归一”这几个字,大概也就乾隆会题这个名。
这便是传说中的金顶,重檐四角攒尖顶,全部采用鎏金鱼鳞铜瓦。宝顶为藏式法铃,殿脊为云纹,顶端有中式脊兽。这里共万法归一殿、慈航普渡殿、权衡三界殿三个金顶,用了黄金15000两,仅万法归一殿一个金顶,便用了万两有余。
第一层比较矮,上面的鎏金在日寇占领期间已经被刮下了不少,痕迹清晰可见。
大殿内部也极尽奢靡,尤其顶部的藻井。当时正值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疆域新添,万民来朝。
军阀汤玉麟在这盗走不少东西。藻井中的团龙下方有金珠,因为太高而够不到,当时准备用枪打下,未果,但还是留下了枪眼。
四周裙楼里,各有展览。南部一层,东西各有一座8边9层19米高的紫檀千佛木塔,因为高出裙楼,所以上面又建亭楼安置。
大殿西北部,有慈航普度亭,同样是顶部鎏金鱼鳞铜瓦。水镜喻西来妙观如是,月轮悟南指合相云何。
大殿东北部,是权衡三界亭,顶部同为鎏金鱼鳞铜瓦。法界现神威即空即色,梵天增大力非住非行。
普陀宗乘之庙比较高,在这里适合眺望远方。远方是磬锤峰,因其形又名“棒槌山”,是一个天然而成的,立于山顶之上的巨石,上粗下细,高约40米,百万年来屹立不倒。在清朝,自然会被赋予各种祥瑞之象,尤其乾隆对它很是喜欢。这要是倒了,必定会认为是凶兆,龙颜必然大怒。所以在承德当官的那批人,得天天保佑这个巨石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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