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是第二次来,明显不像第一次四处感兴趣了。
从香港坐船过来,一路昏昏欲睡,下船溜达几步,本打算走到酒店,结果发现有点远,遂拦辆出租。上车后,司机说有个儿童,所以超了载,收费时伸手多要了20元,然后一溜烟跑了。
酒店出来,旁有饭店,菜一般、价虚高、卫生较差,印象不好。结账时让老板打个明细,发现多收了几十元。接连两件事,对澳门的印象也便一般了,虽一叶障目,但不知不觉给它盖上了贪小便宜的标签。
澳门的城市建设早已成型,很难再有变化,曾繁荣一片,若今再和旁边的珠海相比,则拉开了不少距离,这让很多大陆来的人反而嘲笑起他们的穷酸,或带着略有自卑感的语气:不也就这样么。这种双方略有敌对的偏见,在澳门有些,在香港更为明显。若比作曾经走丢的孩子,本地人的心态可以理解,而大陆人便不应该。
今天的第一站选在妈祖庙,看了半天公交车的收费方式,勉强明白后上车。
它比较有代表,是澳门最古老的庙宇,初建于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当地有民谚,先有妈阁庙,后有澳门城。这个山门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
寸土寸金的澳门城,一个古老的山门掩映在黄绿相间的树丛之下,伴着梵香袅袅,很是不错。
出寺庙,往海边走,有炮台。
路边有假菩提树,原产印度,这个树名让人着实开心了好久。其叶子尖端的长尾,比菩提树略短。大概便是短了这些许,看起来似乎柔和了一些,但也少了些带着偏执的坚持。那成佛,便是难了。
经西望洋山,然后继续向北,途中经郑家大屋,郑观应在此写出了《盛世危言》。
光绪二十一年,光绪看到这本书后,批示印制两千部,分发各地高官,然后国内各书坊立刻翻印,一时间达十万余部,并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书目。
那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一年,国内的民族危机感极重,上下充斥着迷惘而悲观情绪,所以也促成了这本书飞速的传播。张之洞评价这本书为: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据称,这本书被重新二十余次,成为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书。
在毛主席的传记里,“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其实,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所提及的是“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是认为应有一种新的制度给国民铸就一种更为紧密和牢靠的国家认同感,而非仅仅是继续靠着摇摇欲坠信仰开始崩塌的皇权迷哄着民心。他说的,其实是民主制度。可不只是铁路、电话、电报这些西方技术,也不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技术。
可惜,在后来,我们依旧是皇权、军阀、复辟相继粉墨登场,盛世尚未到来,危言永不未时。
小院,中间是一株桂花,味道浓郁,一直想着在客厅种一株桂花,只是不知这种闻起浓甜的味道,是否可以在日夜相伴间,依旧让人觉得迷人。
圣老楞佐教堂,又称“风顺堂”,是澳门最古老的三座教堂之一。
大三巴牌坊,是圣保禄大教堂的前壁遗址,其曾为当时东方最大的教堂。
“三巴”就是圣保禄的粤语音译,带着一股亲切感,它见证了澳门的历史兴衰,如今成了这里的标志性建筑。一众人员来此,大抵都要留影一张的。
从这边下去,找车,回氹仔岛。
路边,穿公园而过,有个小寺庙。
因回香港还是走凼仔码头,所以住在了大氹山下。从威尼斯人走回来,差不多十来分钟。
走了很多小路,路边是假菩提树,很是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