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偶然机会在西西弗书店看到了这本书，后来赶在双十一在京东入手。
　　封皮就很吸引人，用30件不同朝代的国宝，把中国的历史串起来，尤其这些国宝基本就是各大省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多都见过，所以让人愈发有兴趣。

　　夏朝，国家启始，代表国宝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商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代表国宝是殷墟遗址出土的妇好鸮尊。西周，宅兹中国，代表国宝是宝鸡出土的何尊。春秋，最后的贵族荣耀，代表国宝是出土于江陵县的越王勾践剑。战国，礼崩乐坏，代表国宝是出土于随州的曾侯乙编钟。
　　秦朝，从封建到中央集权，代表国宝是湖南湘西出土的里耶秦简。西汉，天人合一世界观初成，代表国宝是马王堆出土的T形非衣帛画。东汉，龙雀蟠蜿，天马半汉，代表国宝是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三国，内乱外扩，代表国宝是马鞍山出土的漆木屐。
　　西晋，神魔乱舞，衣冠南渡，代表国宝是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青釉神兽尊。由文物上的怪兽引出“天下第一家”司马皇家选择司马衷的原因，是我认为本书写得最好的一章。

　　同一个系列的书籍，这本里提及一个问题，以前还真没思考过。
　　古时有很多智者、圣人，哪怕仅仅是基于数千年前的有限知识，对世界观的认知也高出我们如今很多人。那他们对于鬼神、宿命、天意，以及占卜、巫术、祭祀等，究竟是信还是不信？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商周时期，但凡国家有大事，比如打仗、结盟等，都要占卜和祭祀。而这两件事又有些不同，占卜是问，祭祀是求，前者是向鬼神请求指示，判断凶吉，后者是向鬼神汇报工作，祈求福佑。
　　负责占卜的是卜和史。卜又分两种，一种是用龟甲，也叫“龟”或“卜”；另一种是用蓍草，叫“筮”，记录筮法的书叫《周易》。占卜的结果由史记录在案，不但记录这些，还有其他大事，渐渐成了专业的历史学家。但他们都是技术官僚，或者事务官而非政务官，更不是政治家，他们的意见也仅仅是供参考，王侯们可听可不听，觉得不满意，那就重新占卜一次。
　　所以有：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神重要，还是人重要？当然人重要，所谓的神，是安人心。

　　读完第一本《鲜衣怒马少年时》感觉还不错，从另外的角度把诗人立体起来，于是又买了第二本。

　　不论唐朝，还是如今的我们，向来只愿意读李白那些豪情万丈的诗句，其他的诗我们或者主动选择，或者被动选择，甚至都看不到。他那些悲苦泣血的诗句，连同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奇迹般消失了。只因他加入了永王李璘的集团，便成了叛国谋乱的污点，而真相如何，似乎并没人在乎。

　　马嵬坡上，72岁的唐玄宗终于放下了38岁的凝脂胭华，在霓裳羽衣香消玉殒后，唐玄宗继续逃往成都，而太子李亨则被“老百姓”留下抗击叛军，当然也留下了大半兵马。不久后，李亨到了宁夏灵武，三天后称帝，是为唐肃宗。过了一个月后，消息才到成都，唐玄宗才发现自己被动地成了太上皇。可安禄山还在祸乱，此时不论人心所向还是实力权衡，也只能接受。而在这之前，他刚做了一些安排，诏令诸子分领天下节度使。其中，任命李璘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坐镇江陵。

　　唐玄宗在得知李亨称帝后，又二次任命李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在这次任命后，自荆州到苏州的长江一线军事，皆受永王李璘节制。这应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希望在南方建立一支足以与李亨抗衡的力量，来加强太上皇的话语权，这是为个人；二是万一李亨没有平息安史之乱，大唐至少还能保有江南，手握四道重兵，疆土数千里，占据金陵，像刚过去的东晋那样，这是为李唐，很理性。

　　《奠基者》这本书不错，值得读完后，专门花时间重读，并梳理一下。

　　周灭商后，周公心里忐忑，因为牧野之战能赢，多少有些超出预期。在冷兵器时代的大平原上火拼，用四万人打败十七万人，这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事。这样强大的商都能灭亡，今后弱小的周该怎么办？
　　初民时代，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商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可皇天上帝的心思不好琢磨，他钟爱过夏、眷顾过商，现在又看好周，天命过于无常。一是这种无常让人不踏实，二是该如何讲好神授于周的故事？

　　我们认为天圆地方，地是一个四方块，天是一个圆锅盖，地在天下四角紧靠圆弧，剩下的四片空白就是东西南北四海，这就是我们民族的世界观。居住在中间称“居中国”，是权利，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民族；而治天下是权力，是统治权，有了才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周灭商，取得了天下之中，有了代表权，而统治权，是需要神授的。显然，对外说皇天上帝改变了主意，太过苍白，也难以信服。那就需要改变。

　　商和周，虽然都有皇天上帝，但意义却不同。商人的故事里，因玄鸟祥瑞而孕天帝之子，天帝就是他们的祖宗，天帝在天上，商王在人间。这种天帝比较偏心，只会保佑商王和商人，而且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好坏都爱。而周人的天帝是笼罩四野的天，是自然界的天，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所以它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是高高在上且洞悉一切的万民之神。天选的君主当然比帝选的君主更公正、更合理、更能代表天下万民。这样，君权神授就这样变成了君权天授，商王是神之子，而周王成了天之子。

　　儒家里有大同、小康、乱世三个时代，尧舜是大同，特点为天下为公，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出来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得其所，天下太平。夏商周是小康，特点为天下为家，财产私有，权力世袭，战争不可避免，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也应运而生。孔子所处的春秋和战国则为乱世，礼崩乐坏，常年混战。
　　大同讲帝道，小康讲王道，乱世讲霸道。儒家是主张王道的，不能乱世，大同又过于遥远，回到东周就不错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此来看，一旦国家形态出现，就每况愈下？自然不是。

　　中国的文明几乎是唯一没有断代过的，只有扩容。
　　作为文化圈，夏的地盘很小，大概只有黄河中下游一代。商的势力范围就大多了，已经能挟青铜文化在南方建立据点。而西周文化圈则更大，北至辽河、西至陇右、南至两湖甚至两广、东至江浙。我们周边也有很多文化圈子，但它们都慢慢融为了一体，这是文化的力量。
　　国家可以分裂，但文化依然如故；外族可以入主，但文化必须认同，亡国只关乎一家一姓一政权，文化毁灭可就是天大的事了。所以，秦变汉，隋变唐，甚至宋变元和明变清，只要文化和文化精神不变，天下还是那个天下，中华还是那个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