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懂得多，一定懂得关联记忆。否则去再多地方、读再多书，也都记不住。
在书店里不经意看到这本书，翻了几页，很是喜欢，所以便买下了。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朝代更迭、往事如烟，一个个枭雄王公如走马观花粉墨登场，一个个朝代国家如日月更迭此起彼伏，相似的桥段、相似的历史，总容易会让人云雾相绕，记忆纷乱。其实，不管历史如何变化和书写，地理始终没变，或者几乎没变。而再把地理信息融合到历史中后，我们就发现原来很多事件的因果、很多王朝的兴败，都被地理影响着，甚至决定着。
作者依据国人自周朝开始迷恋的“井”字形，依据相对之间的独立性，把中国分成了几个大致地理单元，从左上到右下，依次是：河套、山西、河北、关中、中原、山东、巴蜀、荆楚、江东。当然，还应扩展西域、青藏、内蒙、东北、台湾、海南等地区，只不过鉴于单元间关联的疏密，有些被省略了。
书中的很多观点并不新，有点像“搬运工”，甚至还有不少内容有着大段的“参考”。比如对春秋时期的论述，尤其夏姬和巫臣的那部分，在易中天的《青春志》里便能找到出处。
当然，这不妨碍继续入手李不白的另一本书，《透过地理看历史三国篇》。
地理上，常见的误区就是以省为单位，其实那都是大概。一开始，皇帝管着全国，很累也不放心，于是就派了一些人下去管着这些郡县，也就是刺史，那一片土地被称作州。久而久之，他们不回来了，便成了地方大员。本来是中央下设的监察机构，结果权力越来越大，却成了最高一级的地方政府，唐朝的道、宋朝的路、元明清的省，大都如此。
省最初由元朝设置，全称为行中书省，因为中央有个中书省，它本意是到地方代理中书省的意思。
当然，中央和地方总是会有抗衡的，中央为了地方拥兵自重搞独立，会有意地将不同的地理单元打散、重组。比如汉中本和巴蜀相连，却给了陕西，又比如苏南和苏北，有着很大差别等等。所以，地理要看地形地貌所形成的地理单元，而不是行政区划。
谈到地理因素的重要性，离我们最近的大事，便是抗日战争。
抗战初期，中国很被动，首要做的是争取时间，原因有两个：首先，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时间久了资源接济不上，而且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适合速战速决。中国地广人多，工业水平落后，且相对贫困，适合持久战。其次，现代战争已经不仅仅是靠人，还要看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枪支和弹药都是消耗品，没有后方供应，前面再多人都是肉靶子。而当时，中国的工业企业都在长江沿线，尤其长三角地区，中西部的工业几乎为零。一旦战事起来，日本炸掉中国沿海的工厂，中国便只有投降的份了。所以，中国必须争取时间，把工厂迁到内地、迁到大后方去。
那如何争取时间？答案是用空间换时间。
日本一开始便拿下了东北、华北、山东。下一步自然是中原，然后以中原为起点，兵分两路，一路取两淮和江南；一路克襄阳，取荆楚，进而顺流攻下长江中下游，那基本就是全国沦陷了。中国的战略纵深是东西向的，不能这么快丢了中原，那便没了时间。所以中国在上海发动了淞沪会战，死伤三十万人，是抗日战争里最大的战役，兵力投入是日方的4倍，而死亡人数却是日方的7倍，蒋介石中央精锐还没了60%，可见我们部队的装备和战力之落后。电影《八佰》所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战争虽失败了，战略目的却达到了。日本不得已把华北地区的兵力也调了很多过来，减缓了中原危机。
日本攻下上海、到南京，然后要让南北两股兵力合一。而国民政府为了阻止他们汇合，投入了大量兵力在中途的徐州，这里爆发了徐州会战，争夺的焦点在附近的台儿庄。
失去徐州后，日军开始往西推进，准备取中原，一旦中原沦陷，那下一步就是襄阳，然后荆楚，那基本就都沦陷了。这个时候，国民政府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南岸，彻底阻挡了日军，但也造成了八十万人死亡，这成了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污点。
之后，日军无法南下，进而改为沿长江西进，最终到达武汉，另一场大战役，武汉保卫战爆发。但从武汉到宜昌容易，从宜昌进攻重庆，那就势必登天了。有三条路可选：第一条路是从山西入关中，然后穿秦岭取汉中，过剑门关到成都，然后得重庆。这条路是日军最先放弃的，不论潼关和剑门关之险，还是这一路的山岭栈道，都让补给成了大问题。第二条路是走三峡，沿长江直接到重庆，是最近的。这条路日军论证了很多次，毕竟国民党的水军已全军覆没，日本也完全掌握了长江的控制权，但三峡两岸层峦叠嶂，只要有重兵居高临下把守，这条水路就是黄泉路，所以日军在宜昌试了几次后最终放弃。第三条是他们最终选的，先到湖南，然后进入桂林、柳州，到都匀、贵州，从云贵高原取成都和重庆。虽然绕了一大圈子，但似乎是希望最大的。
但之后，中国把日军在湖南牵制了五年，时间便来到了1944年，中国对日本作战的伤亡比到了一比一，比起淞沪会战的七比一不，已经可同日而语。虽然后面有美国的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投降，但即使没有，日本也已是强弩之末。
书还是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