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青铜器,或者说中国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是离不开鼎的。
由于青铜这种材料没那么容易获得,再加上它铸造工艺的先进,就使得它与陶器、石器这些普通质地的日常器具区分开,且渐行渐远,即使它仍具有作为日常工具的实用性,但却和作为礼器的职能性渐渐融贯一体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商周时期,“礼”是用来维护权威的,“祀”是用来沟通神灵,并使秩序神圣化的。而青铜器稀有、难制的特点恰好符合成为祭祀礼器,况且给神灵的器物,还是需要有一定实用性的。所以也可以说,是青铜器促成、加大、规范了商周以来等级体制。
随着祭祀从酒文化到食文化的转移,青铜器里处于最高点的器物,便成了“鼎”。
相传大禹治水后,“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成了中原夏王朝的立国标志。之后“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这“九鼎”代表了王朝的更替,成了中央政权的象征。我们今日所言“一言九鼎”,出于此。
春秋时,楚庄公向周天子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然后被驳斥,“问鼎”一词成了觊觎王权的表达。周礼对用鼎制度做了严格规定:天子九鼎,卿七鼎,大夫五鼎,士一鼎或三鼎,庶人不得用鼎。超规定就是犯罪,是僭越。“鼎”渐渐代表了“权”和“力”,“鼎盛”、“鼎力”、“大名鼎鼎”等词,出于此。
鼎由一件普通的煮肉食器,变成了食器和礼器的合二为一。大克鼎,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大克鼎之所以珍贵,还有一个原因是里面的铭文,共有有铭文2段28行290字。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都因为大篇幅的铭文,被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大盂鼎,有铭文2段19行291字,是目前出土的最大的西周时期青铜器,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原是上海博物馆的,和大克鼎为同一人捐赠。毛公鼎,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克鼎铭文的字体工整,笔势圆润,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
颂鼎是一个叫颂的史官所作,传世3件,上海博物馆1件,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1件,其中上海博物馆这个最大。铭文记载的是周王朝册名典礼的细节,共14行152字。不仅是研究史料的重要资料,还是西周金文大篆中成熟意味最明显的作品,被后世称为临习金文的最理想的范本之一,可观赏一下。
西周早期的德鼎,虽然花纹依旧是兽面纹,但构图已经趋于简单,虽然有些细小的云雷纹,但已没有那么复杂的层次,开始表现出周朝的简约风格,它是上海博物馆的第二大青铜鼎。
德这个人创作的青铜器已知有四,德鼎和德方鼎在上海博物馆,德簋和叔德簋在美国。
春秋早期秦公鼎,立耳折沿,浅腹略鼓,平底,兽首蹄足。春秋早期的纹饰,还有着些周朝的气派,但到了中晚期,礼崩乐坏,青铜器上的纹饰就要放飞自我了。
此外,秦公鼎的大名鼎鼎,是因为它属于秦公,和秦始皇嬴政属于一家,它帮助史学家找到了秦人发祥地的具体位置和秦始皇祖先的第一陵园。
同样春秋早期的变形蟠龙纹鼎,一组列鼎,共五件,纹饰相同,依次减小。
春秋晚期的交龙垂鳞纹鼎,就是放飞自我的纹饰了。
它的主人是春秋时期的许国国君,是一组列鼎,共有七件,同样式不同大小。被发现时已有四件被盗,最大的一件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之后保利又购得一件,上海民间一件,上海博物馆回购一件。这大概是春秋时期工艺最精美的青铜大鼎了,通体花纹,连鼎足都布满了兽面纹。
商代晚期的刘鼎,不知为何,商朝和春秋晚期,花纹都是比较繁复,一个是初民时代对大自然畏惧而生的敬畏,繁而不乱,有尺度;一个是礼乐崩坏后的个性张扬,乱而无序,更自我,对比起来,还是商代的兽面纹和眼睛更让人更触动。
西周早期的德方鼎,和上面的德鼎,是同一人铸造。这从商晚期到西周早期的三件鼎,兽面纹逐步趋于规整,典型凸起的眼睛,是主要特征。
商晚期龙纹扁足鼎,立耳、浅腹、圆底,通体云雷纹,腹部是长鼻兽面纹,下置三个龙形扁足。扁足鼎出土比较少,且在礼制中并不属于比较重要或者被管制的地位。所以造型偏个性和特色,有些很动人。
夏代云纹鼎,立耳、深腹、圆底,有三个中空足。腹部有一圈粗疏的云纹,但因合范技术还不够娴熟,可以看到一圈云纹的闭合存在着上下的不齐。
上面各个鼎,在发展中,立足已经有了变化,缓慢发展成了兽角,而在初期,其实依旧是采取模仿陶器的样式,比如这件夏代的云纹鼎。
与鼎样式类似的,同样有足的,是鬲。圆敞口、三中空足,里面放水,用于煮粥或煮其他食物。
商代中期,兽面纹鬲,是三个袋腹足,把足做成这样是为了扩大受火面积,更容易加热。
甗,蒸食器,下部是鬲,上部是甑,甑类似于现在的篦子,底部有孔。使用时,鬲内防水,足下生火,加热甑中食物。它分上下两层,有分开的,也有合体的。
这是西周早期的母癸甗,是合体的,甑鬲合铸式。
中间是西周晚期的晋伯隆父甗,为甑鬲分体式,鬲还有两耳,方便单独提拿。最右侧是西周晚期的叔硕父方甗,下方鬲为四足,上方甑为方形。不得不说,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真是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