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良渚文化，属新石器时代，距今约5300-4000年，是浙江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是称“良渚文化”，还是称“良渚文明”，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许久，这些年更火，只是依旧尚无定论。

　　关于文明的定义，有个流行的三要素原则：城市、文字、青铜器。良渚文化并没发现青铜器，刻画符号也还未被解读，不像甲骨文那种成熟文字，只能打擦边球说是“原始文字”。所以良渚文明一直未被广泛认可，长期以来，官方也只是将其定位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曙光”，并未直谈“文明”。
　　但随着良渚古城水利工程的发现，一切又在改变。良渚古城的城墙，宽度达到惊人的几十米，古城中有一个大型宫殿区，座落在长600米，宽400米，高10米的人工夯土台上，工程量非常巨大。此外，城外发现的由11条堤坝组成的水利工程，是世界上同时期最大的水坝建筑，也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拦水坝。

　　没有青铜器，但青铜器在文明中承载的礼制规范意义，在玉器中被同样体现；没有成熟的文字系统，但发现的刻画标识同样起到了记录和传承作用；而且，墓葬和文物所体现的明确的社会分工和社会阶级、大型工事所体现的社会动员及高效管理能力，都展示着一个国家形态的存在，那是否能够称为“文明”呢？
　　2019年的《人民日报》上找到了官方定性：“良渚古城的发现，使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良渚文明被认定为目前可确认的中国最古老的文明，5000年的中华文明从此计算。

　　谈论浙江地区的人类文明，最有名的莫过于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两者在国内几乎已人尽皆知，前者遗址首次发现于浙江宁波余姚的河姆渡镇，后者首次发现于浙江杭州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
　　但随着遗址的不断发现，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认知也在不断改变，包括于2004年被命名的“跨湖桥文化”和2006年被命名的“上山文化”，两者都具有各自特色，又似乎带着些许关联，也都发现于浙江。

　　上山文化，是目前已知的长江下游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距今约10000年，早于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这些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在不断论证着长江下游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地理和文化摇篮，所以我们说其与黄河一并属于中华的母亲河。

　　但这些孤立的文化遗址只有时间上的差异，具体的关联一直缺乏明确证据，直至小黄山遗址的挖掘。其位于浙江嵊州市甘霖镇小黄山，不是安徽的黄山，其早期文物和距今10000年的上山文化有相似，后期文化与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及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有相似，所以学者对其很是惊喜，认为它将相差几千年的几个文化给“联结”起来，道出了真相，盘活了浙江的几个新石器早期文化。

　　这是小黄山遗址出土的陶双耳罐。

　　大理国亡于元，那北宋为何没有完成统一？这其实是三个层面的原因，大多类似问题都是这三个层面。

　　一是统治阶级无意愿。中原政权大多有个执念“悉复汉唐之旧疆”，先要夺过曾是自己然后失去的。北宋之时，别说河西走廊了，就连山西和北京也不在版图之内，它们的优先级自然要高些，出兵叫雪耻，为民之所向。不管大理国，还有之前的南诏国，本就不属于“汉唐旧疆”，出兵属于侵略，怕民之所怨。
　　二是军事战略无意义，当然，北宋也未必有那个实力。最大的敌人自是北方的契丹，燕云十六州被“儿皇帝”石敬瑭送给了契丹，再加上山西还在北汉手里，这一道北方群山的天然屏障没在领土之内，北方无险可据，骑兵很容易直抵朝堂，所以必须要有重兵屯集提防，否则就是亡国。
　　三是经济价值无需求。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在南方，是财税重地，是支撑战争的基础，而且文人气息浓厚，国家也都比较弱，在确保北方相对安全的基础上，这里才是首要之地。

　　所以，大理国对北宋没有太大价值，而且大理段氏也没有外侵的欲望和趋势，再说盛唐都在此吃了败仗，赵匡胤未必就有那个自信。在宋朝统一四川，有人建议乘势拿下大理时，宋太祖拿着玉斧在大渡河上了划了一条线，“此外非吾所有也”，即“宋挥玉斧”的典故。

　　我们知道，北宋以后越来越弱，也越来越怂，自保都不暇，再出兵大理更成了天方夜谭。

　　除了滇国，云南还有两个名声在外的政权，南诏和大理。

　　唐初，洱海附近有六个实力较强的国家，被统称为“六诏”，名字都比较具有少数民族特色，认全都难，记住更是不大可能的：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蒙舍诏在南边，图简便，被称为“南诏”，除了他始终依附唐朝外，其他五诏时常归附吐蕃，对中原政权形成威胁。因而，南诏在得到唐王朝支持后，先后征服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其自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建立，至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灭亡，共存在了164年。

　　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之臣郑买嗣反叛，自立为王，建立“大长和”国。唐天应三年（公元929年），杨干贞灭大长和，建“大义宁”国，两个国家都比较短命。
　　唐大明七年(937年)，南诏旧将段思平起兵反叛，灭大义宁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改国号为“大理”。大理国上下尊崇佛教，且历代国君多于暮年禅位为僧，留下了不少相关文物，占了云南省博一片天地。

　　没有细看当时的介绍，但看着这一组佛像的样式，应为大理国剑川石钟山石窟造像。

　　小仲马是大仲马并不出名时和一位女裁缝的私生子，但随着大仲马声名鹊起、情妇遍地，他们母子便被抛弃于乡下。后来，大仲马通过官司抢回了抚养权，却也始终未认可小仲马的生母。周边人私生子的嘲弄一直伴随着小仲马的成长，他的成长并不快乐。

　　《茶花女》是小仲马的成名作，他一举成名，可惜之后并没有更好的作品问世。《茶花女》还是中国引入的第一部西方文学，这也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妓女为主角的作品。中国引入它，自然有文学意义，因为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同样人物，比如“秦淮八艳”，也都有着可歌可泣的悲壮。
　　当然，除了文学本身的意义，大概也想借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堕落糜烂和世态炎凉，高考时还要写上这部剧所揭露的是“对资本主义贵族阶级虚伪道德的血泪控诉”。当然，这是那段时期的政治考量，而如今，我们所该关注的，是普世的，背后不分政治形态而共通的人性。

　　现实中，小仲马有个情妇，是巴黎上流社会妓女玛丽·杜普莱西，她生前便被人们称为“茶花女”，这些内容都在作品中予以了保留。她也非常珍重和小仲马的爱情，但为了维持生计，她仍同其他上流社会的人们保持着“生意往来”，这让小仲马大为吃醋，写了一封绝交信，然后一走了之，出国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