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


  史铁生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他1951年出生,那个年代出生的城里人,基本都是知青,而这已经是个久远的名词了。知青的书,如今再火起来的,不多。

  中国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陷入停摆状态,很多学生无法毕业,也没有安排工作。在这个背景下,为了安置这些人,也为了避免这批年轻人失控,毛主席在1968年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这一年在校的初高中学生一共六届,被同时毕业,全部下农村插队,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而史铁生便是老三届之一,当时插队去了延安。后来因为生病回京,在1972年便双腿瘫痪,然后开始从事写作。他之后又患上尿毒症,每周要透析3次,就就这么一个人,当上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直至2010年因脑溢血去世。
  这样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造就不同的人生观,他写的文字有着不同的世界。

  比如对地坛的观察和描述:
  “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他最感人的部分,还是对母亲的描写与怀念,几度让人含泪。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儿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 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我轧过的伤痕,母亲用脚熨平了。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还有关于那个年代的描写,平淡却深刻。
  然后苏老师和孙老师互相推让,然后孩子们等不及了开始喊喊嚓嚓地乱说,然后孙老师在风琴前庄重地坐下,孩子们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然后琴声响了孩子们欢呼起来,苏老师微笑着举起一个手指:”嘘嘘”。满屋子里就又都静下来,孩子们忍住惊叹可是忍不住眼睛里的激动。那天不再讲故事,光是听苏老师和孙老师轮流着弹琴,唱歌。那时我才发觉她们与一般的老太太确有不同,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涌现着天真。那琴声我现在还能听见。现在,每遇天真纯洁的事物,那琴声便似缕缕飘来,在我眼前,在我心里,幻现出一片阳光,像那琴键一样地跳动。
  我想她们必是生长在一个很有文化的家庭。我想她们的父母一定温文尔雅善解人意。她们就在那样的琴声中长大,虽偶有轻风细雨,但总归晴天朗照。这样的女人,年轻时不可能不对爱情抱着神圣的期待,甚至难免极端,不入时俗。她们窃窃描画未来,相互说些脸红心跳的话。所谓未来,主要是一个即将不知从哪儿向她们走来的男人。这个人已在书中显露端倪,在装帧精良的文学名著里面若隐若现。不会是言情小说中的公子哥。可能会是,比如说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但绝不是渥伦斯基或卡列宁一类。然而,对未来的描画总不能清晰,不断地描画年复一年耗损着她们的青春。用”革命人民”的话说:她们真正是”小布尔乔亚”之极,在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做着与世隔绝的小资产阶级温情梦。大概会是这样。也许就是这样。假定是这样吧,但是忽然!忽然间社会天翻地覆地变化了。那变化具体是怎样侵扰到她们的生活的,很难想像,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过于特别的地方,像所有衰败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小姐们惟惊恐万状、睁大了眼睛发现必须要过另一种日子了。颠沛流离,投亲靠友,节衣缩食,随波逐流,像在失去了方向的大海上体会着沉浮与炎凉。
  然后,有一天时局似乎稳定了,不过未来明显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任性地描画。以往的描画如同一叠精心保存的旧钞,虽已无用,但一时还舍不得扔掉,独身主义大约就是在那时从无奈走向了坚定。她们都还收藏着一点儿值钱的东西,但全部集中起来也并不很多,算来算去也算不出什么万全之策,惟知未来的生活全系于此。就这样,现实的严峻联合起往日的浪漫,终于灵机一动:办一所幼儿园吧。天真烂漫的孩子就是鼓舞,就是信心和欢乐。幼儿园吗?对,幼儿园!与世无争,安贫乐命,倾余生之全力浇灌并不属于我们的未来,是吗?两个老姑娘仿佛终于找回了家园,云遮雾障半个多世纪,她们终于听见了命运慷慨的应许。然后她们租了一处房子,简单粉刷一下,买了两块黑板和一对木马,其余的东西都等以后再说吧,当然是钱的问题。
  就像他所见的一位老人,那是他爷爷的妾室,在旧社会合理的存在,但到了新社会,却没了她的位置。她是旧时代的遗留者,在那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有着新思想的人们不愿意接纳她,她就像一束将落未落的晚阳,永远地被留在了那个时代,但是这并不是她的错。

  作者也有很多有哲理的思考,但那不是他所擅长的和特色的。丑弱的人和圆满的神之间,是信者永远的路。人本身就是不圆满的,永远也不会圆满,但是渴望圆满的欲望,渴望圆满的美好,会催促着人一直在追求圆满的路上,这就是信者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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