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小长假,选择到西安游玩。前期因公司架构改革,事情多且悬而不决,再加之疫情关系,这便成了今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离京,相对比往年,确实已很晚。

  第一次来西安已是20年前,这期间又来来回回不少趟,给人感觉这是个和开始相关的城市。
  这次清明假期,决定放慢节奏,不图多转几个景点,也不图多去几个地方,就是一次简单出行。所以买了上午九点的高铁,带了本书,在车上看看书,中午吃一顿提前预定的鲜虾套餐和梅干菜扣肉套餐,然后再午休。两点左右到站西安,满轻松惬意,小伊还在车上做了份试题。

  下高铁站,坐地铁,直达酒店。虽然在北京都已很久没坐过地铁,但去年在杭州的打车经验告诉我,节假日在热门旅游城市,应趁早放弃对滴滴的执念,好几次叫车要一两个小时。到汉中,则包了一辆GL8。
  这次的酒店不错,有免费早餐,全天还免费供应下午茶,水果、坚果、茶水、饼干,不限量。过了晚十点,还有免费一碗面。虽吃不了多少,但感觉挺好,尤其旅游在外,让孩子吃点干净水果并不总是方便。

  最美的四月天,不管到了哪个城市,要先赏赏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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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顺序,到了宋时浙江。宋时这里最璀璨生辉的人,莫过于西湖边的迁客骚人,有“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苏轼,有“最爱湖东行不足”的白居易,此外还有打着同心结的苏小小和阮郁,用千年换一遇的白娘子和许仙,十八相送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可总有个人被忽略,那就是吴越国王钱弘俶。

  五代十国时,全国一片乱,而浙江却在吴越国的经营下得到了安宁,资源虽不丰裕,但开发程度高,所以归宋后,其所上贡的粮食和布帛都居全国首位,时称“江南首富”,称杭州为“东南第一州”。
  吴越国的国策是“善事中国、尊其正朔”,作为最后一位国君,人们常拿钱弘俶和南唐后主李煜相对比。

  李煜属于优柔寡断型,降和抗都不彻底,要么坚决反抗,要么就学吴越国,结果他除唐号、降仪制,到也没闲着,面子丢光了,却又扭扭捏捏地备战,没了士气有什么可打,反而折损了士兵无辜性命。宋军临城,主力被歼,最终成了不得不降。所以,李煜被封违命侯,其后还发生了沸沸扬扬的小周后事件。当然,宋朝的这些做法,在靖康之耻时,被契丹人学了个遍,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因果确有轮回。
  吴越国奉宋要彻底得多,还派兵参加了灭南唐之战,所以赵匡胤时期一直平稳。直到赵光义继位,钱弘俶被扣开封,故“纳土归宋”,浙江成了宋朝疆域。宋时浙江的繁华,其实得益于钱弘俶,一是经营,二是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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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将浙江这片越人故土纳入了帝国版图,而彼时,这边仍被认为“蛮夷之地”。到了汉初,依旧人员稀疏,随着大规模北人南迁才发生变化,至隋已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鱼米之乡。隋炀帝贯通京杭大运河后,浙江的经济和文化又得以进一步发展。

  秦虽在浙江设了会稽和鄣两郡,但依旧对这片新征服的土地充满戒心,所以一方面将“大越”改为“山阴”,以消除越人对故国的记忆;另一方面推行政治性强制移民,改变了越地的民族结构,形成不了叛乱。
  山阴,自是“山的北面”之意,此山所指会稽山。相传夏朝开国之君大禹在此山举行过封禅大典,死后又葬于此处。位于今之绍兴,其名为越王勾践起。

  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时,东下会稽郡,登会稽山祭大禹陵,并在陵前留下了《会稽刻石碑》。相传为丞相李斯所书,故又称“李斯碑”,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合称为“秦四山刻石”。但原石已失,现仅存清时根据拓片重刻之碑。《秦会稽刻石》描述了秦灭六国的正义性,主要为歌功颂德、收拢人心、巩固统治之用。
  浙江省博物馆所展出的清代拓片很是珍贵,可以看到上面的小篆书法均匀细瘦,圆转匀适,规矩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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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越,是中原人对古代中国南方沿海一带的称呼,包括着从江苏到越南北部,沿海这个半月圈内的主要地区,涵盖了现今的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市,还包括着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因“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故被称为“百越”。有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众多分支,发展为如今的很多少数民族。

  古代“越”和“粤”是一回事,所以也称“百粤”。后来“粤”字意义收窄,单指岭南的南越,但应是唐代以后了,因为秦汉时期,赵佗在番禺称帝时,还自称“南越国”。如今“粤”已成了广东省的简称。

  现在富庶繁华的江浙地区原属百越之地,是中原政权眼里的“蛮夷之地”,哪怕他们断发文身、凿齿锥髻、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的习俗引起了中原人好奇,但在史书里关于他们的记载仍是不多。我们如今也已知道,越人所创造的文明,甚至要比同时期的中原文明更加璀璨,那种地域偏见无疑是种无知的表现。

  越人,是百越之地各民族的统称。这件青铜鸩杖杖镦,出土于湖州,为春秋期间文物,在一定程度还原了古越人的样貌,尤其有了“断发文身”的具体形象,文身多为龙蛇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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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渚文化,属新石器时代,距今约5300-4000年,是浙江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是称“良渚文化”,还是称“良渚文明”,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许久,这些年更火,只是依旧尚无定论。

  关于文明的定义,有个流行的三要素原则:城市、文字、青铜器。良渚文化并没发现青铜器,刻画符号也还未被解读,不像甲骨文那种成熟文字,只能打擦边球说是“原始文字”。所以良渚文明一直未被广泛认可,长期以来,官方也只是将其定位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曙光”,并未直谈“文明”。
  但随着良渚古城水利工程的发现,一切又在改变。良渚古城的城墙,宽度达到惊人的几十米,古城中有一个大型宫殿区,座落在长600米,宽400米,高10米的人工夯土台上,工程量非常巨大。此外,城外发现的由11条堤坝组成的水利工程,是世界上同时期最大的水坝建筑,也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拦水坝。

  没有青铜器,但青铜器在文明中承载的礼制规范意义,在玉器中被同样体现;没有成熟的文字系统,但发现的刻画标识同样起到了记录和传承作用;而且,墓葬和文物所体现的明确的社会分工和社会阶级、大型工事所体现的社会动员及高效管理能力,都展示着一个国家形态的存在,那是否能够称为“文明”呢?
  2019年的《人民日报》上找到了官方定性:“良渚古城的发现,使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良渚文明被认定为目前可确认的中国最古老的文明,5000年的中华文明从此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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