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最初是唐玄宗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立的丽正书院,在洛阳。而后至宋朝,形成了四大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为鼎盛时期。
明初,书院开始衰败,直到王阳明,再度兴盛,后因抨击时政,受当政者损毁,尤其东林党事件后,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直至没落。清初,对汉文化缺少足够自信与包容,先是抑制,雍正后开始鼓励,直至大繁荣。
清末,甲午战争给了政府当头一棒。康有为提倡戊戌书院改制,却从教育改革被上升到了政治斗争,“名异实同,本不定须更改”,以失败告终,中国之事莫不如此。而后张之洞上书,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强行改书院为学堂。从“名异实同”到“名异实异”,偏要动其根本,人们对亡国之虞的救时首务,已难再辩其所疑。可执行中,改书院变成了废书院,再加之社会动荡,经年战乱,使得千余所书院飘零凄凉。
如今我们再看这段历史,改名更多得还是政治选择,而非社会发展必然。其时,书院也在自我创新和变革,引入新学、西学,限制政府干涉,将科举之业变为经世致用之学。在书院数量年增速远高于清代其他时期的年代,强行改制,让这个处于繁盛增长期的事物戛然而止,必不是正确选择。且王朝末期,人心涣散,诸事后续乏力,无人力推。
我们再来看看慈禧当时所言: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份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
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分别取自尚书和汉书,贴合麓山,成了此处楹联,对应着“名山坛席”。
四大书院里,一直维系到现在,千年而不衰的,只有岳麓书院。
应天书院,在范仲淹执掌时,盛极天下,但经过数次被毁、重建,现今古迹已荡然无存,遗址上处处施工,重建也仅是个景点。白鹿洞书院,朱熹曾亲自打理,如今也已停办,除了有些展览,便是靠着引进的几头白鹿,在门票外又额外收着三元门票创收。嵩阳书院,清末在废除科举制度后被改为高等小学堂,而后又改为中学,师范学校等,文革结束,开封师范学校曾把文科班迁到嵩阳书院,直到1980年迁走,这里也结束了教书育人的使命,成了一处景点,一个文物保护单位。
岳麓书院,在清末废书院改学堂之时,成为湖南高等学堂,而后在湖南大学成立后,成为其中一部分,至今。现在,还在进行教学,主要为哲学、历史、思想文化等方面。
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岳麓书院,山长张栻接待了他,他们两个在此论学,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极大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那对于求知的盛况,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闻之动容。那一年,英国的牛津大学建立,彼时的岳麓书院已有了191年历史。
院内的景色,古朴古香,若非时间紧迫,或拿本书、或找处角落,发呆上一个下午,挺好。
可,何时才能时间不紧迫呢?
学达性天,为康熙御笔;道南正派,为乾隆御笔。前者被毁,是复制品,后者是原件。
学达性天,不好理解,查了不少,该理解为:学,达性天。
结束,去爱晚亭。
属中国四大名亭,另三个是安徽滁州的醉翁亭、浙江杭州的湖心亭、北京的陶然亭。其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由当时的岳麓书院山长所建。恩,古代书院的负责人,被称为“山长”。
可惜,该亭在抗日战争时被毁,于1952年重建,后经多次修葺,成今之模样。名字取自唐诗人杜牧《山行》里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而成。
“爱晚亭”三字,为毛主席所书。